自古汝潁多奇士。淮河流域，物華天寶，人杰地靈，文治武功，代有傳人。蒙城人楚鼎，便是元代初年，奉忽必烈之命東征日本的一位大將軍。

　　元朝兩次東征日本

　　元朝初年，開疆拓土的步伐一直沒有停止，忽必烈在迫使高麗臣服以后，就企圖使日本也表示臣服，遣使來朝。自至元三年（1266）至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連續五次派使臣去日本勸諭遣使來朝，而鐮倉幕府始終態度強硬，拒絕答復。

　　據《元史》記載，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忽必烈命高麗制造大小戰船九百艘，簽發工匠、民夫三萬多人，“期限急迫，疾如雷電，民甚苦之”（見《高麗史》卷二七《元宗本紀》）。又設立征東元帥府，以忻都為都元帥，洪茶丘為副元帥。十月，與高麗軍民總管洪俊奇率蒙軍一萬五千人，蒙元駐高麗屯田軍、水軍五千人，外加高麗軍五千三百多人，合計二萬五千余人，從高麗合浦（釜山西之馬山浦附近）乘船出發，在對馬島及壹岐島登陸，然后又在九州北部肥前松浦郡、筑前博多灣（今福岡附近）及其以北地區登陸，在炮火掩護下擊敗日本海岸守軍，并在赤板、鹿原擊敗反攻的十萬九州日軍。元軍雖獲勝，但在日軍的頑強阻擊下未能步步深入，擴大戰果。加之元軍弓矢耗盡,元、高麗聯軍內部不和，戰勝后即退回船上，不久博多灣刮起了颶風，戰船大部分毀壞，士卒溺死者約四分之一，只得退還合浦。首次東征，無果而終。這一年是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歷史上稱為“文永之役”。

　　至元十七年（1280）初，忽必烈決意再舉東征，并特別設置征東行省（亦稱日本行省）專任此事。命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后改任阿塔海）、左丞范文虎、李廷等統率“新附軍”（元軍滅宋的戰爭中，大批南宋將領以所部軍隊投降元朝，被稱為“新附軍”）及應募江南士卒十萬人，行省右丞忻都、洪茶丘和行省左丞相所派的都元帥金方慶等統率蒙古、漢軍及高麗軍共四萬人，分兩路出發，同征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忻都等所率東路軍四萬，乘戰船九百艘，從合浦出發，奔襲日本對馬、壹岐兩島后，進抵筑前志賀島。日軍已有前次與蒙軍作戰經驗，因而沿岸防備嚴密、戰斗激烈，元軍未能取勝，退至鷹島，其后又轉襲對馬、壹岐、長門等處，泊舟待發。

　　范文虎等所率江南軍十萬，乘戰船三千五百艘，于六月十八日從元慶（今寧波）起航，抵達日本平戶島。在與東路軍匯合后，兩路行省指揮官與大部分軍隊進屯鷹島，一部分軍隊仍屯于平戶島，計劃分幾路進取九州太宰府。但行省指揮官內部矛盾重重，洪茶丘與高麗統帥金方慶積怨甚深，范文虎是南宋降臣，為諸將所輕視，結果意見分歧，指揮不能協調，致使部隊駐鷹島一月之久，“逗留不進”。八月一日夜，“臺風大作，波濤如山”，蒙元戰船多“縛艦為城”，因而“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船艦大部分覆沒，將士多溺死，范文虎等各自選擇堅船退還合浦，元軍十五萬出征將士，回來的只有五分之一。

　　楚鼎，安徽蒙城人。《元史·楚鼎傳》作“安豐蒙城人”，“安豐”當為“安徽”之誤。父楚王弁（？—1239），仕金為鎮國上將軍、壽春府防御使。金亡，歸宋，命守宿州。乙亥（1239）元軍兵臨城下，以州降，阿術魯命楚王弁守之。宋兵來攻宿州，經過幾番攻守輪回，城破失守，楚王弁戰死。此時的楚鼎尚未成年，隨父家居，由金歸宋，由宋歸元，因其父戰敗城破，再度被宋人囚禁于鎮江府長達十四年之后，恰逢赦免，重獲自由。

　　至元十二年（1275），元軍渡江南下，勢不可擋。楚鼎從太平州知州孟之縉降元，行省長官派遣楚鼎勸諭寧國府守將孫世賢棄守投降，孫從之。江南重鎮寧國府宋軍解除武裝，放棄抵抗，軍民免于屠戮，城池得以保全。朝廷視楚鼎為才干，承制授楚鼎為管軍總管。制下，加懷遠大將軍，領兵鎮寧國。楚鼎治軍有方，恩威并用，很快平息建平、南湖、廣德各地盜賊，社會重歸晏然。這一年，楚鼎受命與蒙古貴族孛羅臺護送徽州招撫使李銓的兒子李漢英歸徽州，成功勸降了李銓歸順。至元十三年（1276），李漢英與徽州另一守將李世達反叛，旌德、太平兩縣附之。楚鼎與兀忽納雖率兵進剿，但并不冒然攻城，而是采用徽州人鄭安的計策，“按兵而入，兵不血刃而亂定”，徽州城及旌德、太平兩縣免遭滅頂之災。經過上述兩次重大事件的考驗，作為漢人降臣的楚鼎終獲朝廷信任。至元十五年（1278），楚鼎“始受符印”，成為懷遠大將軍。

　　關于楚鼎隨軍東征日本的史實，《元史·楚鼎傳》記載：“至元十八年（1281），東征日本，鼎率千余人從左丞范文虎渡海，大風忽至，舟壞，鼎挾破舟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海屯駐散兵亦漂泛來集，遂領之以歸。”

　　《續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五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記載“:先是命阿達哈代阿喇罕分戍三海口，就招海中余寇，未至而實都、洪俊奇、范文虎、李庭、金方慶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船乘之，棄士卒十余萬于五龍山下。眾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之，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十萬之眾，得逃還者三人而已。文虎部將楚鼎，別率千余人渡海，亦遭風壞舟。鼎挾破船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屯駐散兵，漂泛漸集，遂率之以歸。”元政府體恤將士，下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為給糧。”

　　以上兩部史書記載大致相同，文字雖少，卻字字珠璣，僅有“別率千余人渡海”和“率千余人從左丞范文虎渡海”一句之差。考《續資治通鑒》此條下引用《考異》《經世大典》諸書內容較為詳實，楚鼎很可能沒隨大部隊一道出海東征，而是另外率領一支千余人的船隊作為預備隊東征，可惜遭遇日本海夏季颶風，導致鎩羽而歸。而末句“率之以歸”和“領之以歸”，雖一字之差，但“率”比“領”更具大將風度，更接近歷史事實。畢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特殊地理環境影響下，天災是一道不可抗拒和逾越的自然屏障。而元朝政府對歸國將士的安撫和救濟，則體現了國家意志對東征日本這一國策的堅守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