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載名城的歷史印記

      翻開史冊，阜陽城市發展已有3000多年歷史，大致經歷了四個關鍵發展階段。

　　一是胡子古城。胡子國先民最早是北方赤狄部族后裔，以夔為圖騰，祖先是負責祭祀的神職人員。夏商時期，部族南遷黃河流域建立了胡國；商朝末年，胡國繼續遷徙，其中一部分人留下來成為西周盟友。西周時期，胡國位于今河南舞陽一帶，是個侯爵國；春秋時期，胡國遷至今安徽阜陽境內，降為子爵國。胡國曾追隨周朝征討淮夷，很多青銅器銘文里都能看到有關“胡侯”的記載。春秋時期的胡國命運多舛，先是被鄭國滅了一次，殘部跑到淮河沿岸重建國家，后淪為楚國附庸。又因為投靠吳國攻打楚國，公元前495年，胡國被楚國滅亡，國君胡子豹不肯向楚國低頭而被抓。盡管當時的胡國疆域狹小，但手工業尤為發達，特別擅長做箭桿，《周禮》專門提及胡國做的箭桿質量優良。據說，阜陽境內的女郎臺是胡國國君嫁女給魯襄公時所建。胡國滅亡后，王族后代以國名為姓，成為胡姓的一個重要來源。

　　胡國都城遺址位于潁河和古泉河交匯處的阜陽市潁泉區中市街道街頭社區，面積約2.4平方公里。考古工作中在此發現大量青銅器、陶器和車馬坑等，證明此地曾是淮河中游地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阜陽“千載名城”歷史的重要開端。

　　二是汝陰侯城。汝陰侯夏侯嬰是輔佐劉邦打天下的漢初第八功臣，居功甚偉。其食邑6900戶，封地便是當時的汝陰（今阜陽）。據考古專家測定，漢代汝陰城在今阜陽城北關一帶。根據《漢書·高帝紀》記載：“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按照《阜陽城鄉建設志·西漢汝陰侯國與汝陰城》一文測算，夏侯嬰被授予的“侯宅”占地約393.75畝，面積約相當于36個標準足球場，這是漢初朝廷無償賜給列侯的“標準”住宅面積。今阜陽北關古城，南北長850米，東西寬450米，面積約38萬平方米。如此推算，汝陰侯宅就占了70%的面積，僅有30%的面積不屬于汝陰侯宅范圍。根據漢初列侯住宅管理規制，北關古城南部約70%為汝陰侯私宅——汝陰宮殿區；北部剩余的約30%面積為侯令長官屬、居民區、作坊區、街市等。如此，西漢汝陰“侯國之城”的框架輪廓便可厘定，這個汝陰城的空間格局，奠定了后世阜陽北關古城的千年發展根基。

　　三是順昌古城。唐宋時期，阜陽稱潁州。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因宋神宗趙頊曾封潁王，此地被視為“龍飛之地”，故升潁州為順昌府。順昌是古城，歷代修葺不斷，分府城、子城和月城。府城即順昌府主城，城內街巷縱橫，民舍、商鋪、寺院林立，有名的如羅漢院、毗盧院、臺頭寺、維摩院等。子城為城中城，城內設有府衙治所、稅署、倉儲、貢院、文廟、館驛、園林、兵營等。月城即甕城，具有很強的防御功能。城外東南西三面有城濠防護，北面和東北方向有西湖、汝水和潁河環繞，形成天然屏障。護城濠外，與城墻之間，還有羊馬墻阻隔。因此，順昌府城從內到外、自上而下，堪稱防御體系完備、易守難攻的堅固城池。南宋紹興十年（1140年），宋金和議，劉锜奉命任東京（今河南開封）副留守，四月間率部赴任。進至半途時，金方撕毀協議，大舉攻宋。五月間已占領東京，前鋒抵達陳州（今河南淮陽）。劉锜聞訊，連夜奔赴順昌。知府陳規見劉锜后問計，得到肯定答復后，劉锜與陳規連夜動員全城將士和府城百姓，用5天時間布置好城防。為表決心，劉锜下令鑿沉所有船只，并將自己家眷安置于寺廟之中，門前積薪，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自此，宋軍以逸待勞，士氣倍增。隨后，劉锜以5000精兵，從強勢防御到主動出擊，從上演“空城計”到尋找金兀術主力決戰，三戰三捷，擊潰金軍精銳“鐵浮屠”和“拐子馬”，取得“順昌大捷”。就此，劉锜、陳規與順昌古城一戰成名。

　　四是明清古城。明初，全國掀起一次大規模筑城運動，州府郡縣各級別城市基本都進行制度性重建。在此背景下，潁州北關古城不僅完成了用磚石進行的大規模修砌，增高加寬了城垣，還增筑了南磚城，比原來面積擴大一倍多。尤其是城內府衙、縣衙、衛所、兵庫、義倉、孔廟、貢院、學校、祠祀、祭壇等建筑，都實施制度性重建，推動阜陽完成了千年“首府”之城的華麗轉身，奠定了其后600年潁州（阜陽）作為皖西北中心城市的基本格局。

　　千古名相的理政業績

      歷史上，阜陽曾是多位宰相的誕生和回旋之地。自先秦至北宋，有21位宰相或副相誕生在阜陽或在阜陽任職，使阜陽成為名副其實的“宰相之邦”。

　　最早的代表人物姜子牙，今阜陽臨泉姜寨人，早年生活困頓，卻終成大器。

　　80歲時，在渭河垂釣，被周文王拜為丞相，出仕西岐。90歲時，隨周武王伐紂，取得牧野之戰的勝利，成為周朝的開國功臣。姜子牙著有《六韜》，被稱為“兵家之祖”。

　　春秋時期的管仲，今潁上縣管谷村人。他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經濟上，改革土地制度，實行“四民分居，各安其業”，注重發展商業，鼓勵內外貿易，實行“鹽鐵專賣”，鑄造貨幣，寓稅于價、繁榮市場，通貨積財；內政上，建立宮廷官制，創立宰相制度，構建地方行政機構，“禮法并用，法教交舉”；軍事上，“作內政而寄軍令”，寓兵于民，耕戰結合。人事上，舉賢尚功，打破出身和門閥限制，鼓勵才俊積極向上；外交上，推行“尊王攘夷”之術，致力于“九合諸侯”，最后幫助齊桓公“一匡天下”，為當時中原地區的穩定和文明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北宋時期，潁州地近京畿，交通便捷，經濟文化發達，成為一些地方官員進京鍍金的跳板；而一些被免職的當朝宰執，又往往外放到這里回旋過渡。

　　久而久之，他們用自己的執政經驗和治理能力，把這片土地治理成“五谷豐稔、民淳訟簡”的“南潁善郡”。而蔡齊、晏殊、歐陽修、呂公著、蘇頌等16位曾任職宰相（或副宰相）的潁州太守，就是他們之中的杰出代表。

　　千年伯樂的師生情緣

      “伯樂與千里馬”是一個千古流傳的經典故事，在北宋時期，潁州歷史上書寫過精彩篇章，“晏歐”一詞就誕生在這里。兩人同為宋初婉約派代表，詞風清麗閑雅，晏殊代表作《浣溪沙》與歐陽修《醉翁亭記》，均展現出士大夫的閑情雅趣，傳唱千年，經久不衰。兩人是師生關系，天圣八年（1030年），晏殊任禮部省試主考官時，歐陽修中省元，此后連中三元，最終進士及第。歐陽修始終以門生自居，拜晏殊為恩師。

　　慶歷年間，晏殊任樞密使時，曾推薦歐陽修主編《新唐書》，歐陽修又因自撰《新五代史》，終成一代史學大師。兩人先后任知潁州，治理西湖，晏殊留下清廉閣、去思堂。歐陽修知潁，除繼承晏殊遺風，治西湖、修三橋、建書院、興文風，還曾寫下三首《去思堂》詩。

　　“晏歐”之后，“歐蘇”繼之。蘇軾是歐陽修的學生，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權知禮部貢舉，共有388人登榜，其中錄取蘇軾、蘇轍、曾鞏、程顥、張載等24位精英才俊，后有9人官至宰相，形成古文運動與理學奠基“雙峰并峙”文化奇觀，被稱為千年科舉“龍虎榜”。彼時，歐陽修51歲，蘇軾21歲。其后，兩人同朝為官，先后出任潁州太守，歐陽修吟出“西湖煙水我如家”之嘆，贊美“潁州西湖，天下勝絕”。蘇軾則留下“大千起滅一塵里，未覺杭潁誰雌雄”的千古金句，且自稱為“西湖長”，表現出深厚的西湖情懷。

　　“歐蘇”之后，還有“蘇門四學士”之一張耒與蘇軾的師生情緣。特別是發生在聞蘇軾貶謫海南遇赦北歸在常州病逝后，時任潁州知州的張耒，冒著風險，用自己的俸祿在潁州寺院為蘇軾辦一場祭奠佛事，并寫有《潁州祭蘇公文》，結果被當朝宰相蔡京免職，貶房州別駕，安置黃州，類同流徙。而張耒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在潁州留下了“知遇之恩，永當相報”的至情佳話。張耒任知潁州時間雖短，但他對潁州印象很好，曾作詩《美哉》贊曰：“美哉洋洋清潁尾，西通天邑無千里。舸艤大艑起危檣，淮潁耕田歲收米……”

　　千萬人民的發展動力

      阜陽自古就是傳統農業發達地區，物產豐富，人口眾多。西漢時期是阜陽境內人口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約15萬戶、70余萬人口。唐代是阜陽境內人口發展的第二個高峰，約12萬戶、80余萬人口。宋代經濟重心南移，潁淮地區人口南遷，潁亳兩地約有16萬余戶、34萬余人。由于戰亂頻仍，明初阜陽境內人戶稀少。至明弘治四年（1491年），經過130多年發展，阜陽境內人口從17萬發展到近50萬。清宣統三年（1911年），安徽全省310余萬戶、1600余萬人。

　　阜陽約占全省的五分之一，有60萬戶、300萬人左右。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醫療條件改善，阜陽人口得到長足發展。據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當年阜陽地區總人口首次超過1000萬，達到歷史最高點。

　　深厚的歷史文脈，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阜陽人民。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阜陽千萬人民以嶄新姿態投入國家發展建設。從田間到舌尖，從“百億糧倉”邁向“千億廚房”，從勞務輸出大市到長三角新樞紐；新能源、綠色食品等特色產業蓬勃發展，水陸空鐵立體交通網絡賦能城市發展；城市品質再提升，通過“城市更新+鄉村振興”，構建15分鐘便民生活圈，讓市民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優質教育、醫療、健身、休閑資源……如今，潁淮兒女正以高質量發展的如椽大筆，書寫現代化美好阜陽建設的壯麗篇章。

　　（作者單位：阜陽市歷史文化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