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廷重視城市建設。潁州城墻，經過潁州軍事機構潁川衛（亦稱潁州衛）、軍政監督機關河南提刑按察司派駐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的共同努力，先后在明洪武九年（1376）磚甃了北城，明正德九年至十一年（1514—1516）磚甃了南城，古老的潁州城垣實現了由土城到磚城的歷史性重大轉變，潁州城池的官府建筑和民用建筑也得到了完善，后又經過不斷加固修繕，城市建設有了長足發展。

　　明洪武九年（1376）潁州北城的磚甃

　　明洪武元年（1368）夏五月、十一月，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曾兩次“幸汴過潁”（從南京經潁州去汴京開封）。他感念潁州曾是自己當和尚時化緣游食過的地方，而如今因戰爭，城廓圮毀，田野丘墟，滿目瘡痍，民生凋敝，頓感痛心，遂命隨行的將軍李勝為潁州衛（潁川衛）指揮僉事，率兵鎮守潁州。《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六，洪武元年十一月）記載：“是月，置潁州衛。命指揮僉事李勝守之。潁州自元季韓咬兒作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上因如汴道，過其地，遂命勝筑城立衛，招輯流亡，民始復業。”

　　李勝，鳳陽府定遠縣（今安徽滁州定遠）人。“剛勇有謀，善攻戰。國初從征江南，平蘇湖，以功歷升指揮僉事。繼破山東，取汴梁，克河南府，勛烈益著……有膂力，尚氣節，秉忠負義，為時名將。”洪武元年授潁州衛指揮僉事，后以武功晉升為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在少數民族集居地區所置地方官），鎮守遼東。李勝將軍逝世后安葬在距定遠縣城三十里的地方，其功績入《皇明開國功臣錄》（明黃金撰）。

　　明太祖朱元璋駐蹕（帝王出行時沿途停留暫住）潁州，賦予了李勝軍政兼管的“兩項職能”，下達了“三項任務”：一是“招輯流亡”，助民復業，穩定社會秩序，進行經濟恢復；二是“立衛”，創立潁川衛軍事機構，并實行軍屯，保衛既得政權和勝利果實；三是“筑城”，修繕殘破不堪的夯土城墻，增強城池防御功能。

　　大力招輯流亡，致力恢復經濟，創立潁川衛所，實行全伍屯田，這兩項任務完成得很好，唯獨第三件事，一直拖延到明洪武八年（1376）才鳩工庀材（pǐcái備齊建筑材料），正式啟動潁州城池磚甃工程。

　　為何筑城磚甃之事拖得如此之久呢？大抵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和制約因素：一是朱元璋奪取了全國勝利，來自戰爭的威脅逐漸降為次要矛盾。天下趨于太平，城池修繕的緊迫性也相對降低了，各地也因時因地制宜。而人口增長和平衡，治理戰爭創傷，加快經濟恢復和社會發展則成為潁州當時的主要矛盾。二是經濟基礎十分薄弱，沒有足夠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明洪武初年，整個潁州城內和城郊人口不足一萬人。所屬縣如太和縣僅5299人，潁上縣5370人，亳縣（洪武六年屬潁州）人口也不過一萬人。因而采取了從全國各地向潁州地區大規模移民的方法，用以解決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到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潁州全境人口增加為138255人。三是明洪武二年(1369)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又下詔在其家鄉臨濠（鳳陽）建設規模宏大的“中都皇城”，并下設“行工部”，動用了工匠9萬人、軍士14萬人、民夫50萬人，以及數目龐大的犯人，還包括各地采運木料石材、燒制磚瓦、供應糧草的役夫，總數達100多萬人。此間，潁州隸屬南京（又稱直隸省、南直隸）鳳陽府管轄，在人力、物力上要向“中都皇城”建設傾斜，組織民役、工匠或抽調潁川衛所官兵（軍匠）赴鳳陽中都工地參加筑造工程。派遣軍隊修造城池關隘等軍事工程，是明初軍隊衛所的基本職責，衛所官兵如同具有軍籍的職業工匠。

　　至明洪武八年（1375）四月，“中都皇城”已初步具備了我國都市建筑的基本格局和形制。但朱元璋卻以“勞費”（耗費人力、精力或財力）為由，突然“罷中都役作”，未建部分不再建設。大批的工役和衛所“軍匠”因此得以返回原籍和駐地。這時潁州駐軍和官府才有可能集中相應的人、財、物修筑本地的城墻。

　　經過籌備磚石木料等大批量建材，明洪武九年（1376）潁州北城磚甃工程正式啟動。在潁州衛指揮僉事李勝將軍、知州方玉的領導下，由州衙的辦事機構“六房”之“工房”（主管工程修造和置辦各種軍需等事，如修筑城池、興修水利、蠶桑織造等）負責施工指導，軍方潁川衛所的兵役與民間工役工匠共同完成。

　　據明成化《中都志》（齊魯書社1996年8月第1版，卷之三·城郭）記載：“北城，洪武九年（1376）指揮僉事李勝用磚石修砌，周四里二步（約今4.6華里），高一丈八尺（約今6米）。”這次大規模的修繕工程，因循北城舊址，將元代遺留的夯土版筑城墻進行了改進，用大青磚甃砌了內外墻面，增強了城墻的堅固性。在城墻上增設了官兵防守的鋪舍15所。同時將傳統的木構過梁式直角城門洞，改筑為磚石拱券式門洞，使之有效防止火攻對城門的威脅，提高了防御能力。而城樓直接砌筑在磚面的城頂海墁上。在磚甃北城城垣的同時，還疏浚了隍池（護城河）。

　　至此，北磚城一座，高一丈八尺（約今6米），周圍四里許（約今4.6華里）。北臨潁水（即泉河），就河為隍池即護城河。北門建有甕城（即月城），開兩偏門以達正門，東門匾額為“達淮”（意可到達淮河），西門匾額為“通汴”（意可通至汴州開封）。北城的東面無門，俗傳在此開門，藏在城墻隙洞中長七八寸的毒蟲蜈蚣，會鉆出來殺人。李勝為此鑄金雞頭（實為銅質）埋于城下，并在其上建角樓曰“金雞樓”加以鎮之。西城墻處建有疏泄城內余水的“水門”。

　　位于中衢的譙樓（鐘鼓樓）筑在北城（子城）的舊南門墩臺之上，額曰“鎮潁樓”，沿城墻下有貫通東西的內護城河，有橋通南城。囿于當時經濟實力，明洪武九年（1375）李勝量力而行，僅磚甃了北城城垣，疏浚了護城河及附屬設施，而無力磚甃城周范圍更大的南城。此時的南城依舊為夯土版筑的土城。

　　明正德九年至十一年（1514—1516）潁州南城的磚甃

　　“兵備道”，全稱“整飭兵備道”，是明代創設的一項監察地方軍政的管理制度，其署衙通常設于各省軍事要沖地區。明弘治四年（1491），朝廷特設河南提刑按察司潁州按察分司“潁壽兵備道”（簡稱“兵備道”），管轄潁州、壽州等地的廣闊疆域。先是駐扎壽州，弘治十年（1497）移鎮潁州。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衙署，坐落于南城大東門（宜陽門）內道路北側（今鉑金國際廣場地域）。

　　一是兵備僉事孫磐開啟南城磚甃。南城（羅城），在明正德初年以前，仍為歷朝歷代遺留下來的夯土版筑城墻。南城作為潁州的城市副中心，不僅地域面積比北城大，居民和駐軍也較多，商業經營發達，而且儒學（文廟）、巡按御史行臺（察院）、小察院（鳳陽府派駐通判）、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衙署、官府的廣積倉等重要機構皆在南城。

　　明正德年間，北直隸(今河北地區)的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波及河南、安徽等地。潁州為了全面加強城防備御，按察分司兵備道加大了南城城池的建設。正德七年（1512），孫磐調任河南提刑按察司潁州按察分司兵備僉事。孫磐，字伯堅，山東掖縣（今山東萊州）人，遼東定遼中衛軍籍，明弘治九年（1496）進士。初授山西陵川知縣，升吏部文選司主事。因敢于直言，曾上疏抗議宦官干政，而被宦官劉瑾誣陷為奸黨，落職歸鄉。正德五年（1510）劉瑾被誅殺，正德七年（1512）孫磐被重新起用。

　　孫磐對潁州城建的最大貢獻，是為了加強軍事守御，針對“潁城舊惟土基，不堪備御”，企劃和肇始了對南城城墻的磚甃工程。正德九年（1514），孫磐安排州衙工房“區處磚石，計工營造”，設計籌劃磚甃南城所需磚石數量和工程量，召集了一批工匠勞役，“其所燒采磚石既具，工作方興，磐因被論去官”，潁州士民皆感惋惜。（《正德潁州志、嘉靖潁州志校注》卷之七·建置）。孫磐入《明史·列傳》（卷一百八十九）。

　　孫磐在潁州兵備僉事任上，還為治理潁州社會環境和加強城市文化建設等做了很多工作。正德七年（1512），在孔廟（儒學）內創建“尊經閣”（貯藏儒家重要經典及百家子史諸書的建筑），并修葺潁州西湖的文忠書院等。

　　二是兵備僉事曾大顯接力磚甃南城。孫磐離職后，曾大顯于明正德九年繼任潁州兵備僉事。“曾大顯，湖廣麻城人，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任僉事，正德九年（1514）至。公乘孫公磐營造之基，重加措置，期年而城完。”（明《正德潁州志、嘉靖潁州志校注》卷之十三·命使）

　　曾大顯繼前任僉事孫磐筑城之功，周循南城郭圍五里四十四步（約今3000米）的夯土城墻舊址，皆砌甃以磚石，將城高由一丈五尺（約4.8米）增高至一丈八尺（約6米），與北城城墻高度相一致。明正德十一年（1516）南城磚甃工程告竣，自此潁州南城與北城皆為磚垣，總計城周九里四十四步（約今5500米）。不久，曾大顯遇家父逝世，按照朝廷守制孝老的規定，卸職回家守孝。

　　這次潁州城池修繕，對南城開設的三個城門及城樓作了修建：東“宜陽門”及東門樓；南“迎熏門”及南門樓；西“宜秋門”及西門樓。同時修建了“宜秋門”南的“水門”。新修建了四座角樓（包括北城兩座）、兩座月城樓。這些角樓和月城樓在20多年里并無具體的名稱，人們以其所在方位稱之，如“東南角樓”“西北角樓”等。到了明嘉靖十五年（1536），時任潁州通判呂景蒙為這些門樓作了統一命名，分別是：東南角樓“望霍樓”（遙望東南方向霍邱）、西南角樓“克敵樓”、西北角樓“凱歌樓”、東北角樓“向蒙樓”（蒙城在其東北方向）。兩座月城樓：東門月城樓“迎暉”，南門月城樓“丹冗”。（明《正德潁州志、嘉靖潁州志校注》卷之七·建置）。

　　隨著正德年間由潁州兵備道僉事孫磐肇始、曾大顯繼之的南城城墻磚甃工程竣工，標志著潁州全城（南城與北城）城垣軍事防御體系趨于完固，這是潁州城市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并永留史冊的重大事件，厥功甚偉，它奠定了此后500多年里潁州城周9里44步（約今5500米）的城墻形制和規模。

　　總之，李勝、孫磐、曾大顯，都是這一時期對潁州城建有著突出貢獻的功臣。

　　明代潁州城池的后續加固修浚

　　明代前期的潁州城池，在經過洪武年間、正德年間兩次大規模的磚甃之后，保持了較長時間的完好。而后從嘉靖五年（1526）至崇禎八年（1635），其間進行了十多次規模不等的修繕活動。

　　明嘉靖五年（1526），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僉事史道，“浚壕塹，蒐卒伍，備不虞之計周焉”。史道（1485—1553)，字克弘，號鹿野，北直隸順天府涿州（今河北保定涿州）人。史道在潁州有善政，百姓心存感激，以至史道離開潁州多年后，官府百姓仍感念他的業績和德政，遂于嘉靖十二年（1533）在潁州兵備道署衙內立《僉憲鹿野史公去思碑記》來紀念他的德政。

　　明嘉靖十九年（1540），潁州按察分司兵備僉事蘇志皋修城浚池，筑堤防，拓建里外馬路，復開塹河，引泉河水為隍，并繞堤植柳，池中種荷芡葦等水生植物，被比為“韋孝寬春樹”。韋孝寬，南北朝北魏時期的軍事家，任雍州刺吏時，在官道兩旁用栽植槐樹代替以土墩標示里程的辦法，首創我國在官道旁植樹的先河，朝廷詔令在全國推廣。

　　明萬歷二年（1574），知州趙世相將位于北城的小西門稍向西移，“鑿城設門”，設墩臺建樓于上，筑月城（甕城）門額曰：“望湖”，以近西湖故名。（注：坊間所傳“趙世相筑南城”“建望霍樓”之說是個史誤）

　　明萬歷五年（1577），潁州知州謝詔、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僉事朱東光，針對護城河內河水易泄，“隍水多涸”，危及城防安全，遂建城隍西閘，以蓄水排澇，建成后稱“城隍閘”，并刻石作記：此閘“有關城守，必不可廢”。民得其利，稱“謝公閘”，其舊址迄今仍存。

　　明萬歷十七年（1589），潁州按察分司兵備道僉事王之猷，在南城迎薰門（南門）甕城內重建“劉公祠”，春秋上巳日“祀宋太尉劉锜、順昌知府陳規，通判汪若海等，以順昌功也。”

　　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潁州知州孫崇先重修鼓樓上的武廟神像，撰勒《重修鼓樓神像記》，題“潁川重鎮”門額，替換原“鎮潁樓”門額，題“汝陰具瞻”門額，鑲嵌于城門孔洞面北墻上。

　　明萬歷四十年（1612），潁州北城“承恩門”門樓焚于火。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知州林杞帶頭捐薪俸重建城門樓，保持城垣上雉碟原貌，使門樓成為屹立在北城墻上的城守要地。林杞撰有《重建北城樓碑記》。

　　明崇禎八年（1635）前，潁州官方將劉公祠從南城迎薰門（南門）甕城內遷建于北城西北隅城垣之上，即現存的劉公祠（也稱劉武穆公祠、劉太尉祠、劉锜廟、劉侯祠、報功祠等）。潁州文人張大同作詩《宋劉太尉祠成偶題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