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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業態勞動者職業傷害責任困境分析

2025-10-24 09:02| 編輯: 朱大虎 | 查看: 4889| 評論: 0|作者: 阜陽師范大學法學院 徐嘉偉|來自: 潁州晚報

　　在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背景下，以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迅速發展，催生了大量靈活就業人員。然而，在享受技術便利的同時，這一群體也面臨較大的職業傷害風險。新業態從業人員正遭遇平臺企業規避責任現象突出、從業者維權能力薄弱的雙重困境。

　　一、平臺企業責任規避與擔責意愿分化

　　部分平臺企業為降低用工成本，通過多種手段規避參保責任，主要表現為三種路徑：

　　一是“外包轉嫁”。平臺企業將配送、運輸、倉儲等核心或輔助性業務整體外包給第三方勞務公司或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形式上由勞務公司與從業者簽訂勞動合同或勞務協議。平臺則以“業務外包”“承攬合作”等名義，主張自身僅為信息中介或技術提供方，不構成直接用工主體，從而拒絕履行用人單位的社會保險繳納義務。在此模式下，部分勞務公司為壓縮成本，往往不為從業者繳納工傷、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一旦發生職業傷害或勞動爭議，從業者需通過勞動仲裁確認實際用工主體，往往面臨平臺與勞務公司相互推諉責任的局面，維權需同時起訴多方主體，舉證難度大、訴訟鏈條長、時間成本高，合法權益難以及時保障。

　　二是“個體工商戶注冊”。平臺通過APP注冊流程或線下誘導方式，要求從業者以個人名義注冊為個體工商戶，甚至批量代為辦理工商登記，將原本具有從屬性的勞動關系包裝成“平等市場主體之間的承攬、合作關系”。例如，美團眾包等平臺的部分騎手被系統引導注冊為個體戶，平臺據此主張雙方為“商戶合作”或“平臺入駐”關系，否認勞動關系的存在，進而規避《勞動合同法》及《社會保險法》項下的用工責任。據某第三方調研機構2023年數據，國內頭部外賣平臺中，約38%的眾包騎手被引導注冊為個體工商戶，其中超60%對注冊后的法律身份變化不知情。這種模式不僅模糊了勞動關系的認定邊界，也使從業者在法律身份上陷入“去勞動者化”的困境，喪失獲得社會保險和勞動保障的制度基礎。

　　三是“協議免責”。平臺在用戶注冊或接單前，強制要求從業者簽署包含“自愿放棄社會保險”“自行承擔職業風險”等內容的格式條款或電子協議，并輔以小額“社保補貼”或“商業保險代金券”作為補償。此類協議通常以勾選同意為使用前提，缺乏協商空間，實質上剝奪了從業者的平等締約權。盡管《社會保險法》明確規定參保為法定義務，不因當事人約定而免除，但平臺仍以“協議自愿”為由拒絕承擔工傷賠償等責任。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或突發疾病，平臺常以“非勞動關系”“已達成免責合意”為由推卸責任，導致從業者陷入“有傷無保”的困境。

　　二、從業者維權能力薄弱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組織化程度普遍偏低，工會覆蓋率不足20%，大量騎手、網約車司機、代駕員、同城配送員等群體游離于傳統工會體系之外，缺乏有效的組織依托和集體協商機制。由于平臺用工模式去中心化、分散化，勞動者多以個體接單方式作業，工作時間、地點和任務高度自主，導致其組織歸屬感弱，對加入工會的意義認知不足，參與意愿不高。即便部分平臺與地方工會合作推動“掃碼入會”“線上入會”等便捷通道，但后續服務供給不足、權益保障功能不顯著，使得工會的實際影響力有限，難以在勞動條件協商、職業安全保障、集體維權等方面發揮應有作用。

　　更為突出的是，勞動者普遍缺乏勞動關系證據保全意識，嚴重影響其后續維權能力。在日常工作中，多數從業者未主動保存關鍵性證據材料，如長期接單記錄、在線考勤截圖、平臺派單算法規則、獎懲通報、服務評分、培訓視頻或通知、工作服與配送箱照片、與平臺或站點管理人員的溝通記錄等。這些本可作為證明人身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和組織從屬性的重要依據，在職業傷害事故發生后往往因系統自動清除或個人未備份而滅失。加之平臺企業通常不提供書面勞動合同或用工憑證，電子協議內容模糊、責任轉嫁條款隱蔽，進一步加劇了勞動者舉證難的問題。

　　與此同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維權渠道高度單一且信息閉塞。調查顯示，超過七成從業者在遭遇職業傷害或權益受損時，僅知曉“申請勞動仲裁”這一傳統路徑，對工傷認定、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政策、待遇先行支付、行政復議、社會保障監督投訴等多元救濟機制缺乏了解。例如，當前部分省份已開展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允許平臺為從業者單險種參保，發生事故后可通過“職業傷害確認申請”獲得醫療救治和傷殘待遇，但因政策宣傳不到位、申請流程不透明，許多勞動者不知情、不會辦。此外，對“待遇核定結果復核”“勞動能力再次鑒定”等后續救濟程序也普遍陌生，導致即使進入保障流程，也可能因程序瑕疵而被駁回。

　　據2024年全國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維權案例統計數據顯示，相關案件的司法勝訴率僅為47%，顯著低于傳統勞動關系案件78%的平均水平。敗訴主因集中于“無法確認勞動關系”“缺乏有效證據支持”“超過申請時限”及“適用法律依據不足”等方面。這不僅反映出勞動者個體維權能力薄弱，也暴露出當前勞動法律體系、社會保障機制與新型用工現實之間的結構性脫節，亟需通過強化組織建設、完善證據規則、拓寬救濟渠道和提升政策可及性，來系統性提升維權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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