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加班”問題由來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去年,借由全國首例“隱形加班”判決案例等典型事件,職能部門就此釋放出了清晰而強烈的信號。而最近“將非工作時間線上辦公納入加班”的建議,又再次引發熱議。 對于“隱形加班”的界定,長期以來都屬于民間的主觀判斷、經驗判斷,去年的幾起典型判決,使之在局部成為某種“司法裁斷”。至于說,其最終能不能成為一般性的、正式化的法律判斷,這就要取決于立法端能不能更為積極地推一把。當然,可以預見的是,這種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的調適與平衡注定不會一蹴而就。 其實,在現有的法律體系內,因“隱形加班”而利益受損者,也是可以自我維權、獲得救濟的。而其前提,就是司法機關要本質性地理解法律條款、能動性地履行審判職能。比如說,有地方法院,就歸納出了通過“周期性和固定性”來界定“隱形加班”,這其實給整個的司法系統提供了明確的方法參照。在此基礎上,最高法也曾發聲,明確把“付出實質性勞動”和“明顯占用時間”作為線上“隱形加班”的認定標準。 就保護勞動者權益、治理“隱形加班”而言,“釋法”與“能動司法”,確乎能夠起到一定的成效。然而也應該看到,這一司法進路,終究是迂回的,其只能就訴訟案件的審判產生一定的影響力,而對于日常場景下常見的“隱形加班”或許還不足以產生足夠的、直接的約束力。我們知道,法律具有社會調整功能,這既是司法維度的,更是立法維度的。法律條款本身,如何進一步對“隱形加班”有所體現,這需要廣泛凝聚共識,穩妥審慎推進。 據《揚子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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