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作為人類文明記錄的一種形式，中國古代早已有之。劉勰《文心雕龍·誄碑》寫道：“碑者，埤也，上古帝皇，記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足見碑刻，上古時期即出現。或用于帝皇祭天，或記錄天子行蹤。碑上誄文，限制森嚴。“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夏商尚未見誄文，周朝雖有，未及士大夫。春秋魯莊公始，用于士人。自后漢，碑碣云起，走向世俗。魏晉盛極，一度“禁碑”，后又作建制規(guī)格限制。歷代以計，碑刻數量之大，延續(xù)之久，應用之廣，為中國文化一種特有現象。

　　

　　隨著碑刻廣泛應用于社會生活，衍生出繁多種類。僅刻文碑，即有功德碑、記事碑、墓碑、造像題記碑、題名碑、宗教碑、詩文碑、書畫碑諸類。而社會文化的發(fā)展繁榮，大量構思精巧、結構嚴謹、文字典雅的碑刻銘文呈現于世，其中蔡邕創(chuàng)后漢之盛，韓愈、蘇軾有《柳子厚墓志銘》《表忠觀碑》傳世，堪稱經典。眾多銘文書法、紋飾、雕刻，成為獨特的藝術珍品，極致者成古今書法名碑，如《九成宮醴泉銘》《多寶塔碑》等。

　　

　　碑刻，可謂“石頭上的歷史”，往往可以彌補史書記載的不足，具有歷史的客觀性和有效性。若無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我們無從知曉中西文化交流及基督教傳播中國的早期時間；若無《井真成墓志》，我們無從確認1200年前日本即遣唐赴長安學習這一史實。

　　

　　古代碑刻，浩如煙海，許多巨碑大碣，早已淹沒在歷史長河中，值得慶幸的是，唐朝出現的拓本技藝，使得諸多碑刻以拓片形式得以保存并廣傳。

　　

　　《曹炯拓潁州碑刻選》，共精選58通。除潁州開元寺鐘銘外，僅碑記就有私祠堂碑、寺廟碑、書院碑、去思碑、紀念碑、浚河碑、修橋碑、建亭碑、題字碑、題詩碑、墓碑、墓志等。難得的是還有聚星書院公定條規(guī)、腳行樂戶章程、戒煙公所碑等這類鄉(xiāng)規(guī)民約，另外還收有經幢、符咒碑、門楣題額、石坊楹聯及石刻畫像、石鼓、練功石、牌坊構件、石雕等拓片。時間從后唐長興三年(932年)到中華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跨越千年。其內容之豐富，品類之繁多，足見曾作為州、府之地的潁州，歷史社會發(fā)展之繁茂。

　　

　　阜陽有著數千年悠久歷史。人們了解古代阜陽，多是從博物館的考古館藏、或阜陽舊志里尋蹤覓跡。日常中，人們除了掛在口頭上的潁州西湖、西湖書院、管鮑分金、歐蘇治潁、順昌之戰(zhàn)等歷史故事外，很難追尋到更多的歷史細節(jié)。而《曹炯拓潁州碑刻選》，恰恰作為阜陽地方文獻史料的有力補充，顯得彌足珍貴。細讀《碑刻選》，便能見到阜陽歷史諸多遺存：宗族寺廟的銘文、社會運行的規(guī)章民約、不同階層人物的生活記述，讓我們觸摸到遠逝的歷史脈搏，聽到歷史的回聲，讀到名人的詩詞故事，見證為官者的政績和德行，看到社會行為的規(guī)則運行，觀察到地方家族的興衰變遷，體味到生命個體的內心獨白和感人細節(jié)，欣賞蘇軾溫厚嚴謹、平淡天真的書法魅力，尋找到徐淮出入龍門的書法蹤跡。與此同時，我們也讀到了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文化的心理結構:對天地的敬畏；對社會行為的尊重；對家族興衰的尋求；對個人功德的重視。當今社會，人們在如此生動的歷史徜徉中，足以引起反思，得到啟發(fā)。

　　

　　曹炯長于攝影，鐘情于文化，在長達20多年的職業(yè)生涯中，幾乎跑遍了阜陽的所有鄉(xiāng)鎮(zhèn)。尋訪碑刻，傳拓碑文，以艱辛的付出，薈萃散落民間的阜陽碑刻之精華，讓我們在冰冷的碑刻背后，讀到歷史的溫度，也感受到他內心對文化的眷戀和赤誠。

　　

　　一塊塊碑刻拓片，就是一卷卷值得細細品味和回望的文化典籍，經過歷史滄桑，成為地方歷史和社會發(fā)展的見證。歷史記憶是人類文化的重要元素，是傳統文化秩序的主要支撐，是人們對家鄉(xiāng)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重要內核，這也正是《曹炯拓潁州碑刻選》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