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探討的是，歐陽修于熙寧四年（1071），在潁州（今安徽阜陽）把文壇盟主責任“交付”蘇軾的史實。

　　自歐陽修主盟文壇以來，就有意識地物色、培養、選擇接班人。就時間順序來看，首先選的是曾鞏，其次是王安石，最后確定了蘇軾。

　　第一個接班人

　　曾鞏（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豐人。嘉祐二年（1057）進士，歷官太平州司法參軍，入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后通判越州，之后又歷任齊、襄、洪、福、明、亳諸州長官。元豐四年（1081）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五年拜中書舍人，六年病逝于江寧府。《宋史》卷三一九有傳。今存《元豐類稿》50卷。

　　曾鞏自幼就表現出很高的文學天賦，《宋史》本傳說他“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慶歷元年（1041），曾鞏入汴京國子監廣文館就讀，其間拜訪了文壇盟主歐陽修，深得其賞識。歐陽修第一次見到曾鞏，就把他列為文才突出人物，“其大者固已魁壘，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送曾鞏秀才序》）。這是說曾鞏做文章，思想立意和藝術章法都已很成熟，屬于“魁壘”人物。

　　歐陽修對曾鞏情有獨鐘，評價極高，在《送楊辟秀才》詩中講到了對曾鞏的印象：“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意思是說，我第一次見到曾鞏，心中就暗暗稱奇，他是如此獨特軒昂，好像眾鳥中的一只大雕一樣杰出。歐陽修甚至忍不住告訴曾鞏：在我的門生中，最喜歡的就是你。“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然而，實事求是地說，在文壇領袖所必須具備的諸多現實條件之中，曾鞏存在不足之處。首先，由于沉重的家庭負擔，他沒有足夠時間和經濟條件，專心于文學的深入開掘，幾乎沒有時間同文學友人進行必要的交流往還。其次，他遲至四十歲才跨過入仕門檻，錯過青春年華。從履歷上可以看出，他中進士，入仕途之后的十幾年中，長期身居外郡，距離政治文化中心的京城太遠，交友范圍受限，雖有短短幾年身居京城，卻官小俸薄，地位卑微，沒有主持選拔人才的職位，不具備蘇軾那樣多次主持地方（杭州、開封）和中央（館閣、禮部貢舉）考試工作，發現和延攬人才的條件，缺少形成團體的凝聚力。再次，就文學自身而論，他純正端莊、中規中矩的文章風格也存在典雅有余、精彩不足，莊重有余、活潑不足，思考有余、趣味不足的缺點，尤其缺乏沖決時弊、革除因循的朝氣和昂揚激越、開辟新局的力量。歐陽修從詩文革新的責任出發，只得忍痛割愛，遲遲沒有把接班責任交給曾鞏。

　　盡管如此，曾鞏仍然是歐門古文集團的中堅人物，唐宋八大家重要一員，中國文學史上卓著的文章大家。故《宋史》本傳說：“曾鞏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正因為能在“難”中奮起，故能自立。

　　第二個接班人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今江西撫州人。慶歷二年（1042）進士，簽書淮南判官。歷知鄞縣、通判舒州，入為度支判官，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除參知政事，推行新法。神宗朝曾三為宰相。卒謚文，追封舒王。《宋史》卷三二七有傳。當代有《臨川先生文集》和王水照先生主編之《王安石全集》問世。

　　王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他未進京居官時，已名垂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

　　王安石結識歐陽修，是由于曾鞏的力薦。《宋史·王安石傳》曰：“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

　　嘉祐元年（1056）九月，王安石拜會了時任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的歐陽修。二人互相傾訴相見恨晚的情感之后，歐陽修即興寫出了《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

　　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弦。

　　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樽酒盍留連。

　　王安石讀過此詩之后，十分感動，也寫了一首詩《奉酬永叔見贈》回贈給歐陽修：

　　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

　　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摳衣最出諸生后，倒屣嘗傾廣座中。

　　只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為貺豈宜蒙。

　　王安石雖然無意競爭文壇領袖，卻仍“以文章節行高一世”（朱熹語）。他的政論文已達到極致，其峻健風格與歐、曾紆徐陰柔大異其趣；不襲舊說，常出新意。故《宋史》本傳稱其“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

　　總之，王安石的變法雖飽受爭議，但歷代對其文章卻都評價甚高，其與歐、蘇鼎足為三，是不爭事實。若稱他為“歐門古文集團”中具有自己獨特貢獻的、位列前茅的文學家，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個接班人

　　嘉祐二年（1057）正月六日，歐陽修權知禮部貢舉。半個世紀之前，北宋就開始了詩文革新。到了慶歷年間，歐陽修主持文壇，詩文革新進入一個嶄新階段。然而，在反對“西昆體”的過程中，流行著一種“太學體”的新弊病，它是一種內容迂闊矯激、文詞艱澀怪癖的古文。歐陽修敏銳地意識到必須下大力氣克服“太學體”弊端，斷然采取措施，提倡“平實典要”的文風。

　　此次考場中發現一份考卷，只用五百字就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以仁義治國的道理，且語言酣暢通達，氣勢古樸雄放，頗有《孟子》文章風格。引起歐陽修和諸位考官一致關注的這篇短文，是蜀中新人蘇軾寫的策論，題為《刑賞忠厚之至論》，文字精辟，寫到多層道義之論。

　　參詳官梅堯臣閱卷后大為激賞，歐陽修也驚喜異常，認為文章的內容縱橫古今，說理精辟透徹。他大喜過望，告訴梅堯臣：“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歐陽修《與梅圣俞四十六通之三十一》）

　　在同兒子歐陽棐談及蘇軾的文章時，歐陽修無限感慨地說：“汝記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朱弁《曲洧舊聞》）

　　從蘇軾寫給歐陽修的《謝歐陽內翰書》中可以看到：蘇軾年方二十有二，偏居四川一隅，自幼就自覺地踐行著學歐宗韓之文，對北宋數十年古文運動的曲折歷史，有著明確的認識。尤為可貴的是，這些思想觀念和文章實績，同歐陽修所倡導的詩文革新的目標完全契合，使歐陽修意外地“得一知己”，感到一見如故，相見恨晚。雖只是“一見之下”，蘇軾便下定決心追隨歐陽修，并希望在他的培養之下“長有所發”。也難怪歐陽修馬上決定把蘇軾作為文壇接班人來看待，表示將在適當時機“付子斯文”。多年后，蘇軾自己也說：“昔吾舉進士，試于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

　　嘉祐六年（1061）三月，歐陽修又舉薦蘇軾應試并入選制科。蘇軾即被授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從此一步跨入了仕途，令朝野上下轟動，歐、蘇也自此結緣。

　　一批新進文士，如蘇軾、曾鞏、蘇轍等的涌現，使以歐陽修為首，范仲淹、王安石、韓琦、司馬光、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在內的“歐門古文集團”，又增加了新生力量，擁有了新鮮血液。特別是蘇軾的出現，使文壇盟主后繼有人，預示著詩文革新美好的前程。

　　歐蘇在潁州

　　多年來，筆者在學習、研究有關歐、蘇生平與文學的史料時，發現歐陽修對蘇軾進行的這一次文壇盟主責任交接，不僅有時間、地點、人物，而且還留有當事人彌足珍貴的文字記錄。

　　熙寧四年（1071），經過歐陽修累章請退，六月，朝廷終準其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七月歸潁州。

　　是年六月，在京城擔任開封推官的蘇軾，因為訾議新法，為王安石姻親謝景溫誣告，自請外放通判杭州。七月抵達陳州（今河南淮陽），與擔任陳州州學教授的蘇轍團聚。在陳州滯留七十余天后，啟程赴杭時，攜蘇轍同來潁州謁見恩師歐陽修，時在九月中旬至十月初，共二十余日。

　　這是歐、蘇在京城之外的唯一一次會見，北宋三位文學家在“未覺杭潁誰雌雄”（蘇軾語）的潁州度過一段充滿師生濃情的美好時光。“在忘年之交無拘無束的歡聲笑語中，歐陽修自然而然地把詩文革新的接力棒傳給了蘇軾。”（劉尚榮《評歐陽修與蘇軾的忘年交契》）

　　當歐陽修了解蘇軾離京出判杭州，原因在于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上書批評新法存在的弊病，雖受到變法派誣陷和排斥而不屈服。他十分贊賞蘇軾剛正不阿的處事態度，說：“你堅守人格，自請外郡，符合我平日所講的‘文學’要與‘道義’相結合的思想。那些只會寫文章，沒有品行，見利忘義的人，不是我的學生。”蘇軾避席跪下，拱手而拜，回答道：“老師的教導，學生終生不忘。”

　　從蘇軾兄弟的詩文描述中，可以看到歐陽修風采依然，談鋒依然健捷。但畢竟是六十五歲的老人，加上各種疾病纏身，歐陽修深感自己來日無多，決心趁這次難得的相聚機會，將文壇盟主的責任交付給蘇軾，以保持詩文革新的持續發展。他對蘇軾說，“我已年紀大了，力不從心，今后文壇的發展就寄望于你了。”蘇軾聞言再拜稽首，回答道：“我誓守‘文與道俱’之言，至死也不會改變。”可以說，這個交接也是歐公對當年“我老將休，付子斯文”之承諾的兌現和落實。

　　上述這段史實來自蘇軾的《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余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嘩，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此文寫于元祐六年（1091），即熙寧四年（1071）蘇軾“見公汝陰”二十年之后任潁州知州之時。他回顧當年同歐陽修“一見之下”即被確定為“付子斯文”對象的具體情狀，尤其是“再拜稽首”和“又拜稽首”之兩次跪拜，猶如再現了那一場又一場莊嚴的“交接”儀式。這次“交接”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潁州歷史上的一個亮點。

　　“不辱其門”的蘇軾，接力文壇盟主之后，責無旁貸地擔當起詩文革新運動的重任。他本人不但在文學理論和多種創作實踐上取得卓越成就，主動舉辦了很多全國性的文學集會，還繼承歐陽修的遺風，十分重視培養和壯大文學隊伍。在他的帶領下，涌現出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蘇門六君子（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李廌）及蘇門后四學士（廖正一、李格非、李禧、董榮），并以他們為代表，共同組成了繼歐門之后的“蘇門古文集團”，促使北宋詩文革新（或稱為古文運動）取得全面勝利。而當蘇軾進入中年之后，打算為歐陽修交付給他的這根交接棒，再尋到一個接力人時，又想起當年在潁州的那次“交接”，他說：“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李廌《師友談記》）

　　令人感動的是，在蘇軾被流放嶺南七年之后的北歸路上，到了生命即將結束的前夕，他依然不忘當年這次潁州之行，還寫詩《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道：

　　我懷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

　　羽衣鶴氅古仙伯，岌岌兩柱扶霜紈。

　　以此足見，潁州一直銘記在蘇軾心中；當然，亦應當銘記在中國文學史冊中。

　　（陸志成，男，1939年11月生于安徽蒙城，現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員，安徽省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阜陽市歷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