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之友”，是我國現代著名文學家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對蘇東坡的評價。

　　而印證這一評價的直接史實是他任潁州（今安徽阜陽）知州期間所做的利于民生的幾件事：拒開八丈溝、通焦陂浚西湖、賑饑民緝盜賊、奏議解民懸……

　　“到官十來日，九日河之湄”

　　蘇東坡是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閏八月二十二日到潁州上任的。到潁州后，他寫的第一首詩名為《泛潁》，因為詩中有“到官十來日，九日河之湄”之句，有人誤以為他十天中有九天都在游湖玩水。其實，在這看似輕松的詩句背后，他正在處理一件關乎潁州（以及壽州）人民禍福的大事。

　　原來，他上任之前，京城開封水澇成災，便開溝挖渠把水注入惠民河流向陳州（今河南淮陽），造成陳州水患，又為解除陳州災厄，采取以鄰為壑的辦法，決定從陳州再開挖一條350多里的長渠“八丈溝”，引水從潁州入淮。其實這項工程在他上任前已于六處分段動工，但由于爭議不止，朝廷要求他召集各方會議作出決斷。他到任后仔細審閱所有行文，發現爭議各方并無事實依據，不過是“臆度利害，口爭勝負”。對此，他進行了實地調研工作。

　　《宋史·蘇軾傳》記云：“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于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于朝，從之。”具體說來，他親自走訪淮潁民眾，征詢意見，查驗檔案史料，組織水文地質技術人員，親至所屬各縣相關沿河地段實地測量：從蔡口（河南淮陽北）到淮河黃堆口，每25步一竿（單步，即一只腳跨出距離2.5尺），每竿用水平尺量高下尺寸，凡5811竿，約242里。概言之：淮水泛漲時，淮水口比八丈溝上游蔡口的水位還高出八尺五寸，勢必倒灌。既泄不下陳州之水，反使潁州數百里淪為澤國。于是，他三上《八丈溝不可開狀》，促使朝廷收回成命，停止了這項工程。

　　此舉不僅節省了夫役18萬、貫（石）錢（糧）37萬，更是避免了潁州大地數十萬百姓的永世禍害。所以歷代潁州史志都銘記此事，對蘇東坡寄予感恩之情。

　　“千夫余力起三閘，

　　蘇東坡考察“八丈溝”的兩個多月時間，對潁州溝河湖塘有了親聞、親見、親歷的了解，認為要搞好農田水利建設，必須充分利用潁水和西湖的資源。于是，他奏請朝廷同意，免除原本計劃維修黃河征調的夫役，從中“乞萬人”開發潁州境內的溝渠。

　　潁州城外清河北通西湖、中經焦陂，注入淮河。二十年前（1071）歐陽修《憶焦陂》詩中，曾有“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下船”之句，可見那時的清河水運暢通。到了元祐六年（1091），清河已經壅塞，蘇東坡“復為修整”：修建昔人于大潤河、小潤河、白龍橋三處水閘，以時蓄泄，控制水位。又修請陂塘，開清溝以引汝水，溉民田之十里（《正德潁州志》）。蘇東坡寫的《再次韻德麟新開西湖》有“千夫余力起三閘，焦陂下與長淮通”詩句。又在此詩自注中云：“去歲，潁州災傷，予奏乞罷黃河伕萬人開本州溝，從之。以余力作閘，通焦陂水，浚西湖。”

　　潁州西湖，古時“水深莫測，廣袤相濟”，到了北宋已為著名風景。蘇東坡知潁時，秀美的“十里湖面”已有部分干涸。他治理此湖的具體過程史料無載，可其中一道“出潁州城向西北，蜿蜒曲折直到西溪的大堤”，用疏浚時挖出的葑草淤泥建造而成，使潁州西湖有了一個可與杭州西湖媲美的“蘇堤”。

　　“后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

　　是年夏澇秋旱，又遭冬雪之災，加上廬（今合肥）、濠（今鳳陽）、壽（今壽縣）各州也受災，流民遍布,盜賊群起。蘇東坡作為地方長官，撫輯安民“日夜計慮，勢不可緩”。為了籌措糧食，他采取了四項措施：一是，通過不同渠道，盡力儲備糧食。具體做法是，高價收購，封存本州現有存糧（包括代管的陜西軍糧和禁軍缺額糧）。二是，開放糧食市場，以免稅鼓勵販運。鼓勵百姓到收成好的淮南西路去販運糧食，不僅免了“力勝稅”，還奏請免了沿途逐縣稅賦。三是，鼓勵災民自救互救。號召寄居在潁州城內的，在其他州縣有田的人家，取糧供家所用，又促使有經濟能力者，自籌資金，買糧自食。四是，自出錢糧造餅施粥，開義倉售糧。后又學習陳州賑濟之法，開放義倉和作院，以積谷數千碩，炭數萬秤，一部分賑濟饑民，一部分原價售賣……由于他采取的多種多樣的賑濟辦法切實可行，致使這次潁州災傷沒有發生餓死人現象。后來他為賑災所作的詩中有“后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之句。

　　對此，明嘉靖《潁州志·名宦志》紀曰：“……是冬久雪，潁饑。蘇公奏發義廩積谷數千石，并賣作院炭數萬秤，酒務柴數十萬秤以濟饑寒”。

　　當時潁州境內有一群巨盜，嘯聚為寇，打家劫舍，為民大害。雖然前任剿除大半，但頭目尹遇始終在逃，依然結伙為盜，不僅驚動人戶，而且群黨劫殺，經常與盜捕官吏斗敵，殘害無辜。“鄉村畏攝，不敢言及，縱被劫殺，不敢申報”。本來災荒已使百姓饑寒交迫，賊寇如此劫掠和滋擾，更是雪上加霜，作為地方官，蘇東坡一面賑災，一面加緊緝捕盜賊。

　　蘇東坡訪聞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干，“忠勇足智”，就將剿賊之任責成于他。

　　李直方親率弓手追緝，又化裝成販牛小客潛至尹遇藏身之處，伺機突襲賊寇。尹遇持械抵抗，李身先士卒，也持械大呼，排戶而入，將尹遇刺倒，遂一舉成擒。隨之，潁州社會秩序出現了安定局面。

　　“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

　　奏議，或稱奏狀、奏章、章議，是臣子們向皇帝進言的意見書。在蘇東坡數以百計的奏議中，絕大部分是反映民生疾苦、為民請命的內容。

　　元祐七年（1092）二月，蘇東坡在潁州任職六個月之際，朝廷又把他調到揚州任知州。他離開潁州，沿途過涂山、荊山、濠州、壽州和楚泗之間，常常“屏去士卒”，親自深入田間地頭，訪貧問苦，目睹處處蕭條，餓殍遍地，民情危急。

　　他一到揚州就奮筆疾書長達八千言的奏議《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他說，近年來在杭州、潁州、揚州，親見到兩浙、京西、淮南三路的農民，皆為還不起多年積欠的青苗貸而逃亡，推及全國都是這樣的局面。從潁州到揚州上任，沿途看到小麥長勢良好，但農民反而憂慮豐年的日子更加難過。因為一到豐年就有官吏到家中催逼積債而致“枷棒加身”，這樣一來，逃亡在外的農民仍然不敢回家。粗算一下，以每州催債吏卒五百人計，全國最少有二十萬虎狼散在民間。他呼吁道：“臣聞之于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然而，蘇東坡很多反映民情、針砭時弊的奏議，遇到朝中好大喜功者的質疑、打擊和陷害。比如，熙寧七年（1074）的《論河北京東盜賊狀》、元豐八年（1085）的《乞罷登萊榷鹽狀》，批評了官府榷鹽（專賣食鹽）造成民不聊生；元豐八年（1085）的《論給田募役狀》和元祐元年（1086）的《再乞罷詳定役法狀》，指斥“役法之弊”在于“以免役之名，實欲重斂”；《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揭露出“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等等。

　　但是，為了解除壓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負擔，蘇東坡不顧個人仕途升遷，不畏打擊陷害，不改初心，不辱使命，堅守責任擔當和犧牲精神；奏議還是一份接著一份照寫不止，意見還是一條接著一條照提不誤。揭露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提出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也許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那份八千言奏議催促之下，朝廷終于元祐七年（1092）七月，正式頒布了“寬免”百姓積欠公債政策。令蘇東坡興奮的是，寬免的不僅有潁、揚、杭地區，而是涉及全國范圍。為此，蘇東坡作《和陶飲酒二十首·之十一》詩，曰：“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

　　“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

　　蘇東坡關心民瘼，解民疾苦，為民請命，愛民利民之舉，并不限于潁州一地。縱觀其一生，或居廟堂之高，或處江湖之遠，歷知數州，始終如一心系百姓。

　　嘉祐六年（1061），時年26歲的蘇東坡首任鳳翔府簽判，在他人生仕途第一站，了解到“民貧役重”，給百姓生活帶來最大生命危險的是每年終南山之木編筏放排，“自渭入河”東運京師，在三門峽勢險水激的砥柱一段，葬身魚腹的民工無數。他訪其利害，改變成規，使運木者在水漲前通過砥柱，自此危害大減。

　　熙寧七年（1074）知密州。時遇旱蝗之災肆虐。官府不問收成多少，只按田畝和人數強征稅糧，弄得“民不堪命”。他親自組織百姓用火燒之法捕殺蝗蟲，并設法盤量粟數百石，用來收養“棄兒”，所活者數千人。

　　熙寧九年（1076）知徐州。翌年徐地猛降暴雨，加上黃河上游決口，水淹州田萬畝之多，洪峰高出州城丈余，百姓槁死于丘陵、樹木之上。他“廬于城上，過家不入”，躬執畚鍤，身先仆隸，日以繼夜帶頭筑堤護堤，終于保住了徐州城。又為解決窮苦百姓常年缺柴之困，派人在徐州西南白土鎮找到了煤，為當時百姓解決了“炊飲之難”，也造福了后代。

　　元豐三年（1080）他在“烏臺詩案”中落官為民，謫居黃州，自勞衣食，躬耕于東坡。雖自顧不遑，卻時時關心民間疾苦事，寫出大量詩詞，諸如“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等。當時民間流行“溺嬰”惡俗，他寫長信請求知州依法禁止，又組織“育兒會”，勸募錢米，援助家貧者，他自己雖然經濟十分拮據，還是帶頭“亦出十千”。

　　元祐四年（1089）知杭州。當地災害頻發，水利失修，蘇東坡一面用修理官衙之款救濟災民，一面向朝延請求減免地方稅賦。用賣度牒之錢開設飯舍，廣施救濟，置辦藥局、病坊，為病者醫藥，得愈者千余人。杭州人為紀念他“家有畫像，飲食必祝”，還建了生祠。

　　元祐七年（1092）二月知揚州。當時州府每年舉辦“芍藥花會”，十萬朵任務，搞得農民不能種莊稼要種花，勞民傷財，為此，蘇東坡下令取締，受到百姓稱贊。

　　紹圣元年（1094）貶謫惠州。蘇東坡為解決百姓出行困難，帶頭捐資修建二橋。又籌資修建軍營三百間，安置駐軍，消除了軍隊散居市井騷擾百姓問題。

　　紹圣四年（1097），貶居海南儋州。他雖然處境困頓之極，卻不忘關心民間疾苦，不辭疾弱辛勞，采摘泡制中藥救濟病者。又興辦學校，教育儋民，以致學風大開，甚至有人踏海越山不遠千萬里到海南從蘇東坡為學。《瓊臺記事錄》記載：“宋蘇文忠公之謫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在他的帶動下，海南各地先后辦起了21座書院，先后出了12位進士、23位舉人。

　　綜上可見，蘇東坡一生關心民瘼，服務于當世，每到一地，盡力興利除弊，發展生產，積極為人民做好事，深得人民敬愛。所以，他逝世噩耗一出，“吳越之民，相與哭于世，其君子相吊于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

　　即使千年后的今天，在他的出生地、宦游地、逝去地，甚至于足跡所到之處，都留有紀念他的遺跡與祠祀，所以稱他是“百姓之友”，乃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