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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允修借書到袁枚家，袁枚告他：“書非借不能讀也。” 不是借來的書，就不會去讀，這話乍一聽，實在是毫無道理，要不我買書干嘛呢？這話還真別絕對了地和別人抬杠，且看袁先生是如何解讀的。自己買書，“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然則明日復明日，明日數不清，于是那書如一不討喜的嬪妃，從此被打入冷宮。而借的書呢？“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借書之人個中心理，被分析得透透的。 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袁枚又列舉了諸多“非借不能讀”的活例，什么“天子讀書者有幾”，什么富貴者“汗牛塞屋”，什么爺爺輩的藏書為“子孫棄者”，最后又引申為借米、借面、借油、借錢、借萬物，“天下物皆然”。 看來，非借不能讀在古時讀書人的世界里確實是普遍存在的。在古代，書籍屬于典型的奢侈品，藏書是實實在在的財富，尋常老百姓是買不起書的，借書、抄書、背書自然成為古人獲取知識、實現自我開化，繼而飛黃騰達的重要方式之一。最典型者莫過于宋濂，“每假借于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這并不是古人腦子軸，實在是洛陽紙貴。古人出書雖無須掏一筆死貴死貴的書號費，但紙貴，油墨貴，刻版繁累，印刷量低，所以成本就高，一套書刻印好，不知道要多少銀子。 古人借書，趣事多多。黃虞稷和丁雄飛都愛“金屋藏書”，但書海無涯，藏書無盡，總難免遺珠之憾。怎么辦？二人一合計，決定相互借，讀，抄。還定了個君子協議：每月十三日丁到黃家，二十六日黃到丁家，東家要準備水果六種，午飯一葷一素，為不影響看書抄書，還立了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午間“禁酒令”。同時還約定，誰超標準招待，就拿書來懲罰，成為了流傳后世的書壇佳話。 自古富人書盈庋，窮人無片紙。也有借不到書的，比如王充，他就到書肆中閑逛，裝作買書的樣子，借機閱讀，積累了淵博的知識，最終成名。范仲淹則“讀書長白山僧舍，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兩塊，斷齏數十莖啖之，如此者三年”。這種苦行僧生活，最終成就了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 并非人人都愿意向外借書。歸有光曾在給學生王執禮的一封信中說，“東坡《易》《書》二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殘俗惡，乞為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歸有光仗著王執禮強勢借到了書，卻再也不提還書的事，實在與強盜無二。歸有光靠借而不還，收藏了大量的“重帙善本”，還裝作一番陶醉的樣子，自述“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此所謂“盜賊大奸也”！ 借了不還，令藏書人極為頭疼，故而想方設法不予外借，葉盛在《書櫥銘》中就曾直言：“子孫子，惟學教；借非其人，亦不孝。”把藏書向外借閱視為不孝之舉，此舉不僅限制了藏書的流通，也限制了思想和文明的傳播，于是錢大昕說：“借為不孝，過矣！” 古藏書人多風雅之士。清代藏書家、出版家葉德輝為了防人借書，擬一紙條貼于書房：“老婆不借，書不借”，二者對他來說都是無法吃的“虧”，為此他又說：“鴉片不吃，虧不吃”。如此直白風趣之人，雖遭他拒，亦會莞爾。 凡此種種，足見藏書之人是心機用盡。也難怪，“置書之勞，不畢世不已”，偏又遇那些文痞雅盜借書不還者，即是不借，亦無可厚非。 關于書之借與還，明人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言道：“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算是為借書人仗了言，為借而不還者蓋了棺。 古人讀書，目的純粹而高遠，《禮記·大學》將之歸納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張載則將其表述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讀書的純粹性，成為古人閱讀之于今人閱讀最大的區別。 活在當世，獲取書籍對我們來說已經變得極為容易，但有些時候，那些買回來的書卻被“高束焉，庋藏焉”，成了裝點門臉的飾品，落了個附庸風雅。今人有的是時間打牌喝酒K歌，卻無暇讀書，細思極恐。坐擁萬卷書，不讀，不過一沓草紙爾。 世界喧囂，內心靜清。或許，當我們重新找回古人買書、藏書、借書、抄書、讀書的那種純粹和執著時，我們才能真正穿越浩繁的書海，厘透俗世的蕪雜，收獲無盡的智慧和啟示，直抵那個最原始和純粹的自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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