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是維系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精神紐帶，是民族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體現。”抗日戰爭時期，大批文化人士、流亡師生及文化機構遷入阜陽，推動了阜陽及周邊地區文藝演出、報業、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凝聚了社會各界人士團結抗戰的精氣神，提振了抗日軍民士氣，阜陽因此成為抗戰時期中國文化發展的區域性中心，不僅彰顯了文化堅守與精神抗戰的重要作用，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阜陽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和阜陽及周邊人民為抗戰勝利作出的重要貢獻。

　　軍事力量強大

　　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為抗日戰爭時期阜陽及周邊地區文化堅守與精神抗戰提供了必要空間和有力保障。以阜陽為中心的皖西北地區以平原為主，基本上無險可守，但全面抗戰八年期間始終未淪陷，被稱為“大前線的后方”，阜陽民間有“日不過潁”之說，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軍事力量相對強大。共產黨方面，組建了新四軍游擊支隊（后改為新四軍第六支隊），在阜陽北面建立了豫皖蘇邊區抗日根據地，至1939年11月，已有3個主力團、3個總隊，連同地方武裝達1.2萬余人；至1940年6月，僅6支隊就發展到1.9萬余人，有力屏障了阜陽及周邊地區。國民黨方面，駐守阜陽的主要有九十二軍、五十一軍、十一路軍五十六師、八十五軍李楚瀛部和騎兵第二軍廖運澤部等國民黨正規軍，以及阜陽縣人民自衛軍（后改為抗日人民自衛軍第三路軍）、后備隊、保安總隊（后改為國民兵團）等地方武裝。二是阜陽人民同仇敵愾。1939年3月29日，阜陽各界代表在劉武穆公祠舉行公祭，表達誓死抗戰決心。其間，由中國共產黨實際領導的安徽省抗日民眾動員委員會（簡稱“安徽動委會”）開展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抗日救亡活動，激發了民眾抗日熱情，有力支持了阜陽抗戰。同時，阜陽又是抗戰時期“大后方的前方”，曾遭日軍數次進犯、20余次轟炸。正是各方力量同仇敵愾、英勇抵抗，以及阜陽人民付出巨大犧牲，才換來了全面抗戰期間阜陽及周邊地區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

　　抗日戰爭時期阜陽及周邊地區的文藝演出活動豐富多彩，以藝術喚醒民眾，吹響了全民抗戰號角。1938年冬成立的阜陽抗戰藝術社活動范圍不僅在阜陽、渦陽、亳縣、界首、蒙城、潁上等地，還經常到皖西及河南等地演出宣傳。演出歌曲主要有《義勇軍進行曲》《到敵人后方去》《抗戰進行曲》《保衛黃河》《黃河大合唱》《保衛大別山》《工農商學兵一齊來救亡》《大刀進行曲》《大路歌》《你看戰斗機飛在陽光下》以及自編《旗正飄飄》《你們要救國不要忘了我》等60多首。劇目主要有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話劇《三江好》《馬百計》和愛國劇《前夜》《梅娘曲》（又名《回春之曲》）和大型反封建話劇《雷雨》和自編自演的大型愛國話劇《民族萬歲》等20多個劇目。阜陽抗戰藝術社還編輯發行《抗戰藝術》《抗戰歌集》《抗戰畫報》，有效發揮了宣傳教育作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支持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倡導“文章下鄉”“文章入伍”，鼓勵進步作家、詩人和戲劇家組織戰地訪問團、抗敵演劇隊和抗敵宣傳隊深入前線，廣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著名詩人臧克家、著名作家姚雪垠來到阜陽，開展抗戰宣傳和抗戰文藝指導活動。臧克家創作了《我們相會在阜陽》《過阜陽》等詩篇。這些文藝活動宣傳抗日救亡，將個人命運與民族危機緊密相連，贏得社會各界贊譽和支持，為阜陽及周邊地區人民抗日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力量。

　　報業發展迅速

　　抗日戰爭時期阜陽報業發展迅速，宣傳抗戰、凝聚共識，擎起文化堅守的旗幟。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阜陽及周邊地區發行報紙達十幾種，主要有《阜陽話報》《午報》《動員報》《前哨報》《淮上新報》《潁川日報》《太和動員導報》《重建日報》等。這些報紙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突出宣傳抗日救亡。例如，創刊于1939年末的《阜陽話報》,其辦報宗旨就是“動員民眾宣傳抗日”。由于使用的是白話文，所以名為《阜陽話報》。該報文字口語化，通俗易懂，編排靈活,圖文并茂，便于廣大讀者閱讀，加之報道抗日救亡,旗幟鮮明,受到讀者好評。中國共產黨有力推動了阜陽報業發展，不僅通過安徽省動委會鼓勵各界辦報，而且共產黨員和民主進步人士積極為報紙投稿，確保了報紙突出宣傳抗日救亡這一主題。例如，《太和動員導報》的宗旨是加強抗日宣傳,進一步動員民眾，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國內外新聞則主要報道中國抗日戰爭和蘇聯反對德國法西斯戰爭的戰況，而占版面最多的是地方新聞，報道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以及支援抗日前線的消息。中國共產黨還通過創辦報紙宣傳黨的政策及抗日救亡。例如，被譽為彭雪楓師長“三件寶”之一的《拂曉報》的影響力廣泛輻射至包括阜陽在內的周邊國統區。通過秘密發行網絡、進步人士傳閱等方式，《拂曉報》（以及其通俗版《老百姓》）在阜陽知識青年、愛國人士中廣泛流傳，傳播中共抗戰主張、報道敵后戰場勝利，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進而轉變為抗日救亡的強大政治動員力。

　　抗日戰爭時期阜陽教育業發展較快，在戰亂中傳承文明火種，培育抗日人才，鑄就了民族復興的基石。全面抗戰爆發前的阜陽及周邊地區教育事業相對落后。抗戰爆發后，大批學校遷入阜陽，僅由魯蘇兩省遷入的學校就有山東省立第一臨時中學（簡稱“魯一臨中”）、山東省立第二臨時中學(簡稱“魯二臨中”)、山東省立第二臨時師范、江蘇省立成志中學、江蘇私立徐州中學、江蘇私立鼎銘中學等，有力推動了阜陽及周邊地區教育事業發展。例如，界首三鎮在全面抗戰前僅有兩所小學和一些私塾，全面抗戰爆發后，不僅出現一定數量的兒童教養院、小學、中學，還建立了兩所簡易師范學校。為解決廣大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問題，1943年，國民黨山東省流亡政府在阜陽成立山東省立臨時政治學院，設文組、理組兩個專科，最初僅招收山東學生，后在國民黨阜陽縣政府、阜陽教育界人士爭取下，抗戰后期招收了100多名安徽學生。1939年1月，阜陽“動委會”創辦“阜陽抗戰中學”，由著名愛國人士任崇高擔任教務主任，實際履行校長職權。阜陽抗戰中學聘請共產黨員任教，培養抗戰人才。同年5月，中共皖北特委在該校成立，并以該校作為抗日宣傳和人才培養的中心，選派優秀黨員和進步人士任教，招收淪陷區青年，號召學生積極參與救亡活動，有力推動了阜陽及周邊地區抗日運動深入發展。抗戰時期阜陽及周邊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適齡青年上學問題，培養了大批應用型人才，尤其是師范專業畢業生，有力推動了阜陽及周邊地區中小學教育事業發展，穩定了抗戰大后方，有力支持了抗戰。這一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阜陽抗戰中學為大量不愿受日偽奴化教育的青年提供了求學機會，堅定了民眾抗戰信念，增強了抗日力量，為抗戰勝利奠定了輿論和人才基礎，許多學生后來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和革命骨干，鑄就了民族復興的基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全體中華兒女為國家生存而戰、為民族復興而戰、為人類正義而戰，社會動員之廣泛，民族覺醒之深刻，戰斗意志之頑強，必勝信念之堅定，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阜陽作為皖北重鎮，雖非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核心，但通過文化堅守與精神動員，在凝聚民心、支援前線、培養抗戰人才、傳承民族精神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支持了抗戰，成為中華民族全面抗戰中文化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弘揚偉大抗戰精神提供了本土化范例。

　　（作者單位：阜陽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