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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家寺遺址位于阜南縣朱寨鎮三合村潤河灣北岸。如今，遠遠望去，低矮的臺墩狀遺址已不顯眼。然而，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它卻是淮河流域最高等級的聚落，是商王朝為控制淮河中下游地區、拱衛“江淮金道”而設置的軍事重鎮、交通樞紐和大型銅料集散地。臺家寺先民創造的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奠定了該聚落作為商代淮河流域青銅文明中心的特殊地位，對研究阜陽先秦史與淮河文明發展歷程有重要意義。
臺家寺遺址發掘區（航拍圖） 商代淮河中下游地區 最高等級的聚落 臺家寺遺址是由一個大臺墩、4個附屬小臺墩構成的遺址群，亦稱臺家寺聚落。2014年—2016年，武漢大學考古隊發掘該遺址，清理出商代臺基1處、房址16座、灰坑273個、墓葬7座，揭露出方形環壕、大型宮殿建筑基址、鑄銅作坊等重要遺跡，出土陶器、陶范、卜甲、青銅器等遺物。遺址商文化遺存的面貌與性質，與中原商文化基本相同，主體年代屬商代中晚期，表明聚居于臺家寺聚落的商族先民應是從中原商王朝貴族群體中遷徙而來。 商革夏命，成湯至太戊九王政權武力征伐四方，在新占領區軍事重地、交通要沖、戰略資源富集地等設置據點管控，而對開疆“南土”——經略江淮與長江中下游地區尤為重視。商代早期，商族勢力以湖北盤龍城為中心據點，南下控制長江中游地區。商代中晚期，王室內部紛爭不斷，對“南土”西部地區控制弱化，地方土著族群乘機崛起，商族勢力不得不戰略性北撤，轉而開辟東南江淮與長江下游地區。阜南臺家寺遺址，就是商族勢力盤踞淮河中下游地區、江淮地區而興起的高等級聚落。 與臺家寺聚落大致同時期興起的其他淮河沿線商文化遺址，有阜南迎水寺、潁上銅臺子、霍邱繡鞋墩、六安眾德寺、壽縣張飛臺、長豐三江壩、固鎮南城孜、蚌埠劉李老莊、鳳陽古堆橋等。在臺家寺發現的環壕聚落、大型宮殿基址、高等級貴族居所、青銅鑄器作坊及青銅禮器、精細化裝飾紋磨光陶器等遺存，是其他遺址所不具備的。因而，臺家寺是商代淮河中下游地區最高等級的聚落。臺家寺聚落的規模布局與功能分區，以及貴族、平民墓地的分區設置等，表明其族群內部在掌控技術、資源、財富、權力等方面有了明顯的等級分化。 “江淮金道”成為 商王朝經略的重點 商代青銅器的鑄造與使用，是王室貴族權力與地位的象征，但中原地區產銅量有限，無法滿足龐大的青銅鑄造業需求。長江中下游地區銅礦富集，為獲取這里的銅料資源，商王朝勞師遠征、擴疆南土，又建立“金道”——南銅北運交通線長途轉運銅料至中原王都。商王朝的金道主要有3條：西線“淮漢金道”由江漢平原北上，經過隨棗走廊、南陽盆地北抵鄭洛；中線由鄂東北上，通過桐柏—大別山山間河流、谷地北上鄭洛；東線“江淮金道”由皖南北上，穿行江淮，抵壽縣渡淮，經潤水、汝水、潁水等北上中原。商代中晚期，“淮漢金道”被廢棄，又因中線穿行山區跋涉艱難，東線“江淮金道”遂成為商王朝經略的重點。 商代“江淮金道”以水運為主，其路徑大體從銅陵渡江北上，經樅陽、廬江，過巢湖、淠河，抵壽縣蒼陵城渡淮，由潁上入潤水西北行，至臨泉境內聯通古汝水，轉潁水北上中原。阜陽“潤水金道”是“江淮金道”中的一段，它上起潁上潤河口，沿古潤水西北行，經臺家寺聚落，從臨泉境內入古汝水，銜接“江淮金道”江淮段和中原段，又樞轄金道扼其沖要，因此，商族勢力于潤水河畔設置臺家寺重鎮。 銅料通過“江淮金道”北運，水陸兼程約兩千里方抵王都，路途遙遠，路況復雜，還要穿過眾多夷族控制區，無法靠一支運輸隊一次性完成運輸大批銅料的任務，因此需要沿途設置若干個兼有軍事重鎮、交通驛站、銅料中轉站性質的據點，分時段、分路段、分批次接力轉運。臺家寺聚落，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商王朝建立的軍事重鎮、大型銅料集散中心。從選建之初，該聚落就承負了金道樞轄、銅料中轉等功能。只是由于其存續時間較短，又歷經3000多年歲月滌蕩，后世模糊甚至忘卻了它往昔曾有的輝煌。近年的考古發掘，撩開商代臺家寺神秘的面紗，才使它重見天日。 催生發達的青銅鑄造業與燦爛的青銅文化 商代臺家寺聚落的特殊地位，催生了本地發達的青銅鑄造業與輝煌燦爛的青銅文化，并由此形成了淮河流域青銅文明中心。 近幾十年來，臺家寺及其周邊地區發現了大批青銅遺存：1944年，在臺家寺潤河灣出土獸面紋銅方鼎1件、獸面紋銅鬲12件。其中，方鼎高約80厘米、重70千克，通體飾獸面紋。1957年，在臺家寺潤河灣出土銅尊2件、斝2件、爵2件、觚2件。其中，龍虎尊口徑44.9厘米、高50.5厘米、重約26.2千克，敞口，頸飾弦紋，肩飾三圓雕龍首的龍紋，肩至腹部以云雷紋為地飾三組虎食人紋，圈足飾弦紋、饕餮紋。另一件獸面紋尊口徑39.3厘米、高47厘米、重約15千克，敞口，肩飾云紋和三獸首，腹飾三組浮雕獸面紋，圈足飾三道凸弦紋。2014年—2016年，在臺家寺主臺墩發現鑄銅作坊和28個填埋青銅鑄范、爐壁、煉渣的灰坑，出土陶范1174塊，有700塊為銅容器陶范，可見其鑄銅規模很大。2015年，在臺家寺西側商墓區出土銅爵、戈。 這些青銅器群不僅數量眾多、種類豐富，且器物多大而厚重，紋飾繁縟精細，鑄工復雜考究，其中龍虎尊、獸面紋尊、獸面紋牛首尊、獸面紋方鼎4件罕見青銅重器，堪稱國之珍寶，代表了商代中晚期青銅鑄器的最高工藝水準，表明當時臺家寺先民已熟練掌握了復雜、精湛的青銅冶鑄工藝技術。臺家寺聚落是“江淮金道”上的交通樞轄、大型銅料集散中心，主臺墩又發現淮河流域規模最大的鑄銅作坊及眾多鑄銅遺物，因此，專家推定它是商代淮河流域青銅文明中心是恰當的。 和臺家寺年代大致同期的淮河沿岸其他青銅器群，與臺家寺青銅器群比較，在數量、體量、厚重、紋飾、鑄造工藝等方面均明顯遜色，表明臺家寺先民擁有與青銅鑄器活動相匹配的大量財富、充裕銅料資源與精湛的工藝技術，是淮河流域青銅文明發展的卓越引領者。臺家寺聚落的最高主宰者來自商王室貴族，他們擁有獲取、使用青銅資源的特權，為族群青銅冶鑄提供了極大便利，這一優越條件是淮河流域其他聚落所無法具備的。 臺家寺聚落興衰的社會動因 據考古材料觀察，商代臺家寺聚落前后存續僅百余年。商代晚期，臺家寺先民突然遷離本地，該聚落隨之廢棄。 臺家寺聚落的興廢，有著特定的社會背景與時代動因。商代中晚期，西線“淮漢金道”衰落，商王朝勢力重點向東南江淮方向擴張并維系“江淮金道”轉輸“南金”，“潤水金道”及臺家寺聚落由此勃興。后來，隨著王都不斷北移，商王朝經略“南土”的政策發生轉變，開始實施戰略性北撤，逐漸放棄江淮地區而退縮至淮水一線。這一變化，表明商王朝賴以轉輸“南金”的“江淮金道”已不再像過去那樣暢通無阻，“南銅北運”活動漸趨冷落。而作為金道上承負軍事重鎮、交通樞轄、銅料集散地功能的臺家寺聚落，便喪失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商族勢力不得不廢棄該聚落而遷往他處。 據調查統計，在安徽江淮、沿淮一帶曾出土一定數量的商代晚期青銅器，表明當時江淮、沿淮地區仍與中原王朝保持聯系，“江淮金道”的銅運活動并未完全終止，只是方式較前有了變化：商代早中期獲取“南金”，主要以武力征服、掠奪或夷族納貢為主；商代晚期，則采取了和平貿易、對等交換、饋贈等方式進行。 臺家寺商人族群東遷王崗 臺家寺聚落廢棄后，聚居于此的商人族群遷到哪里去了？ 潁上王崗鄭小莊、鄭家灣一帶曾發現較多商代晚期青銅器，王崗附近白馬湖畔也曾出土多批商周青銅器，因此，可知潁上王崗遺址——漢代稱“鄭城”、《水經注》記作“蜩蟟郭”——應是商代晚期一處規模、等級較高的聚落。金文“蜩”“蟟”分別為“周”“寮”之異體字，“蜩蟟郭”即“周寮郭”，或影射此處早期為“周城”。而“蜩蟟郭”周圍出土大量的商代青銅器，表明此廢墟有著更為古老的歷史，可能是商代晚期的城邑或高等級聚落。 臺家寺聚落廢棄年代與王崗聚落興起的年代相近，且兩地地理鄰近、河流相連、文化相同等，因而，王崗聚落或是商族勢力廢棄臺家寺聚落后東遷所建。 從商代晚期淮河流域夷、夏勢力消長的動態格局看，潁上王崗為潁淮交匯要津、南北交通咽喉、夷夏混雜交集之地，政治地緣、軍事地理、漕運交通價值遠高于此時位置已相對偏僻的臺家寺聚落。因而，商族勢力廢棄臺家寺聚落東遷，是一種因應時勢變化、維系江淮族群交往、管控淮域治安、確保金道銅運安全的明智決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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