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時代的精神，文化的靈魂。歷史上，阜陽文化（含阜亳）根植于老莊哲學，深受道家文化滋養，表現出包容、思辨、通變、經世致用的哲學智慧，呈現出頑強生命力，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繼往開來、輝映古今的典范，也是阜陽人開創新業、與時俱進的精神動力。可以說，以道學為靈魂、以人文景觀為特色的阜陽文化與以理學為精神、以山水為主要特色的徽文化和以桐城派文化為代表的皖江文化，構成了安徽傳統文化三峰并峙格局，共同孕育了安徽文明。

　　

　　多元融合 彰顯博大精神

　　

　　阜陽文化，從地域上說，屬于中原文化；從水系上說，屬于淮河文化；從形態上說，屬于農耕文化。各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在此碰撞、交流，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阜陽文化。由于南北過渡的地理特點，阜陽文化在產生發展過程中既受到荊楚文化的影響，又吸收中原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的養分，體現出我國南北文化在淮河流域的融合，呈現出多元融合智慧，豐富了阜陽文化內涵。管子、老子、莊子、三曹等文化精英，在百家爭鳴中博采眾長，補己之短，多有獨到創見。老子法道崇德，主張無為而不為，道法自然；莊子從“無為”而入“虛無”，主張“無所用天下為”、萬物齊一；管子治國理政以法為主，又具有仁政色彩。開魏晉時期文化新風的曹操，吸收各家思想之長，為己所用，立身濟世，以儒家道德規范其行為；調節心靈，吸收道家藝術精神；治國用兵，采用綜核名實、賞罰必信的法術。宋元明時期，儒學更加興旺，一些學者經天緯地、穿越時空的思想，為天地立標，為民族立魂，為時代立心，為生民立命。這些皆表明阜陽文化在多元文化撞擊、滲透融合過程中，對儒、道、法、墨、釋等學說有所借鑒繼承，存在融合趨同的關系。它不排斥異己，而是吸收來壯大豐富自己，這正是阜陽文化強大的因素。這種融合趨同的智慧，成就了阜陽文化多元化融合，成就了阜陽文化的歷史地位和格局，彰顯了阜陽文化的活躍與開放，展現出阜陽文化融納百家的博大精神，構建起以阜亳為中心、雄霸一方的道家文化圈，造就了氣勢恢弘的魏晉文化氣象。

　　

　　思辨創新 彰顯自信力量

　　

　　思辨，就是運用邏輯推導進行理論、概念的思考與剖析，即“博學之、慎思之、篤行之”。縱觀阜陽文化，無論是先秦時期的老莊哲學，還是魏晉時期的曹魏文化與竹林玄學，以及趙宋時期的陳摶學術思想，都具有顯著思辨性。作為阜陽文化靈魂的老莊哲學，其思辨主要表現在“有”“無”的理解上，而又以“無”與“有”來代表“道”和“物”，“天地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無”相反相成，相互轉化，相互依存。這種善思辨的智慧，主要通過否定性思維方式來彰顯。老莊散文、曹氏父子詩文等，多有對現存或公認事物規范的突破，在對舊事物舊思想否定中達到揚棄的目的。老莊對三代以來的禮樂傳統文化作深刻批判與徹底否定，蔑視統治階級的虛偽和對功名利祿的追求，與同時代的諸子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大相徑庭。曹操否定漢代以來奉行的“重門第、輕能力”的“干部路線”，實施“唯才是舉”，發布求賢三令，提出“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就可大用，否定了漢代以“仁孝”為核心的用人標準，是對漢代“干部路線”的一種顛覆。當社會相對穩定時，他的用人政策轉變為以儉率人，舉用清正之士，一時形成了以清廉為尚的社會風氣，出現了建安、黃初年間的“節儉之世”。莊子拒楚威王迎聘，曹氏父子以己之力開辟魏晉南北朝社會新風尚……這種否定不適宜社會需要的禮法束縛的行為，表現了大膽突破的創新精神，充分顯示了文化思辨與自信力量，展示了阜陽文化超越時代的創造性。

　　

　　適時通變 彰顯傳世風采

　　

　　所謂通變，就是融會和發展、繼承和創新的統一，既包含重視傳統、融合古今的一面，又不拘泥常規，適時而變，是一種應對時代挑戰的內部機制，體現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哲理。淮河流域產生的道家文化，從老子、莊子到夏侯玄、陳摶等，雖然在堅持道家思想上一脈相承，但在他們每個人的思想體系上，既可看到傳承的一面，也能看到發展的一面，從而形成道家文化既相傳承又不斷新變的哲學智慧。其主因在于他們與時俱進，應物而變，既能蘊涵先賢思想精華，又能把握時代學術脈搏。如，莊子直接傳承老子學說，又不同于老子，把老子“道法自然”理論引申到人生，在關注自身所處現實生存狀態的同時，進一步思考人類面臨的生存環境，思考在苦難現實中安頓短促人生、尋求精神解脫之路。莊子的“通變”智慧大膽跨越了文學與哲學的界限，促進了哲理與奇幻自然的和諧統一，把文學的浪漫主義之虛構、寓言的指事類情與邏輯的抽象推理三者奇妙融為一體，使哲學論文破天荒出現一種寓哲理于荒謬詭誕之中的特殊風格，在古代散文中獨放異彩。曹魏文化以嶄新的精神面貌出現于建安文壇，其主因也是適時通變，革易前型，弘揚新風氣。曹氏父子加強思想行為規范和各種文化的整合與重建，展現了具有個性精神的文化行為。曹操傳承四言詩而又完全脫離詩三百的境界，自開奇響，開拓用漢樂府古題抒情言志的新天地。曹氏兄弟以及建安諸子吸收漢樂府民歌的材料而創新五言、七言，“鄴中新體，共許音韻天成”。由此，我國古典詩歌由敘事轉變為抒情，由質樸轉向華美，以其新變的藝術才能傳達建安文人的覺醒，開創建安文化新面貌，展示高雅恢弘的鄴下風流。這種通變表明，阜陽文化既具有匯聚百川的融通胸懷，又具有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機能。因此，以老莊道家文化、曹魏文化為代表的阜陽文化才能延續至今，遍傳世界。

　　

　　經世致用 彰顯價值取向

　　

　　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追求功業、求真務實的哲學智慧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這是阜陽文化價值的核心。歷史上，阜陽災害頻繁，貧窮落后，民生困苦。因此，歷代有識之士在經世致用價值取向推動下，自覺擔當起安邦救民于危難之中的使命，為社會發展與穩定、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而不懼艱難，不論成敗得失，努力探索，企望建立一個和諧安定的社會，從而使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在歷代阜陽仁人志士中延續，并熔鑄于阜陽文化。“茍利社稷，死生以之”，成為阜陽歷代仁人志士家國情懷和擔當精神的具體表現。姜尚相周，管仲相齊，張良佐劉邦，曹操奉獻帝等，為后世政治家投身于經邦濟世、治國理政樹立了典范。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五霸之首。他認為“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禮義廉恥”乃“國之四維”，明確提出“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的治國理政理念。道家始祖老子《道德經》試圖從哲學高度總結歷史上的成敗、存亡、禍福等古今之道與“長治久安”之教訓，被學者認為是“救世書也”。即使出家的亳州道士陳摶，也走出山林，關心世事，關心國家長治久安，曾屢次向當時的統治者諫言，當以“致治”為務，不能只“留意紅白之事”而求個人長壽。

　　

　　經世致用蘊含著勇于任事、敢于擔當的時代精神，蘊含著格物致知的時代要求。曹操父子有著強烈的拯救意識和擔當精神，曹操以天下為己任，阻止國家分裂，是一種自覺的歷史擔當。曹丕將由動亂社會所激發出的雄心壯志化為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擔當精神。曹植將文人的擔當精神轉化為“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成為中華傳統文化中愛國主義的抒情之題，體現了一種在憂患中不甘沉淪、奮發進取、以英雄意氣創造新業績、建設新社會的精神。這種精神品格與“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擔當一脈相承。經世致用蘊含的敢為人先的價值追求，體現在文學創作方面，則表現為革易前型、追求新變、弘揚新風的特點。作為建安文學集團實際領袖的曹丕，敢于突破世俗視五言詩為“淫聲”“鄭曲”的偏見，從《古詩十九首》中汲取養料，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抒寫自我情懷覺醒，在與建安諸子同寫聚會、游樂、離別中，抒發故鄉之戀、骨肉之情、朋友之誼、男女情腸等人性美好情志。在爭奇斗艷、各逞其才中，建安文學集團確立新的創作規矩，依舊曲制新詞，開創新詩體，開拓新的表現領域，開發新的藝術技巧，變漢賦的體物與樂府的敘述為抒情，變質樸為華美，書寫了阜陽文化史上的輝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