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孔門后學記錄孔子及其門人的性格化言行的語錄體散文，被后人奉為儒學經典。孔子原為商人后裔，祖上曾為宋國君主，至其曾祖父孔防叔時才由宋遷至魯（今山東曲阜），商、宋、魯皆在今天的淮河流域。作為擁有商之裔和宋人及出生于魯的三重身份的孔子，其身流動著淮河文化的血脈，未忘其祖根文化，對淮河文化有特殊的感情。孔子年輕時曾為官于魯，然仕途不顯，便周游列國，先后到過鄭、衛、宋、陳、蔡、楚等地，今天看來，其活動范圍主要在淮河流城。他晚年返魯，整理文化遺產的同時授徒講學。據《史記》《孔子家語》記載，其身通六藝的賢能弟子如曾皙、曾參、冉求、子路、子張、顏回、司馬耕、公良儒等，多出生或活動于淮河流域，與淮域文化息息相關，勢必影響了孔子學術思想的形成與定型，而經門人之手輯錄的《論語》乃是淮域文化因子滋養的永不凋零之花。《論語》是戰國時代最早出現的子書，開創我國語錄體散文之先河，開辟了我國文學史上的新紀元，成就了孔子在我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所以，魯迅先生說他是“摩登圣人”，易中天先生說他是“文化超男”。孔子之后，儒家一分為八個學派。其中，較有影響的是孟氏之儒和荀氏之儒。孔子不僅開創了我國最大的學派，而且育孕促進了百家爭鳴的產生和發展。

　　

　　文學的發展與社會思潮緊密相關。孔子處于諸子哲學散文發展的初期，尚未到百家爭鳴的大辯論高峰期。時至戰國，從墨子開始，諸子散文適應當時爭鳴的需要，由獨白簡短的篇幅變為語言犀利明快、風格各異的較長文章。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相傳做過宋國的大夫，河南魯山人，或云是宋人。不論哪種說法，都不排除其本就出生并主要活動在淮河流域。他早年受過儒學教育，后棄儒自立墨家學派，與儒學同為當時的顯學。《墨子》體制近于《論語》，也是問答體，但已不再用那種零散片段的語錄體。《墨子》采用類比推理與生動的簡括敘寫相結合的表達方式，強化文章的邏輯說服力，但其文“意顯豁而語質”，即重理性的表達，輕感性的展示，樸實而乏文采。和《論語》相比，《墨子》有了明顯變化：每篇都用標題概括中心思想；每篇各段語錄都有密切的聯系；各段文章有頭有尾，結構完整。由此看，《墨子》散文則是由語錄體向專論體過渡的形態，是古代論辯說理文的雛形，在先秦散文發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孟軻，受業于孔子之孫子思，是孔子之后戰國中期儒家學派最具有權威的代表人物，后人將其與孔子并稱為“孔孟”。他出生于淮河流域的鄒城，且40歲后所周游的宋、魯、薛、滕、梁、齊等諸國多屬于淮河流域，其文接受淮河文化的浸潤，必在情理之中。《孟子》雖也是傳承孔子的對話體的語錄體文，但獨白多于對話，而對話多為辯論的說辭，議論成分增多，篇幅增長，結構完整。這一變化恰是發展了語錄體散文的標志，是氣勢磅礴、感情充沛、辭鋒不可犯的對話體論辯文。

　　

　　繼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雖是趙人，但他中年以后主要活動在淮河流域，既是諸子爭鳴的總結者，也是儒學的集大成者。他立足于儒，吸納墨、法、道等淮河流域文化之精華，奠定了儒學為經世致用之學的理論和實踐基礎。《荀子》繼承了孔門重視文辭的傳統，以說理之清晰、論辯之透辟、邏輯之周密，在先秦諸子散文中別具一格；思想之深邃豐富，理論之系統嚴整，使其不僅單篇行文縝密，而且各章相互照應；論證嚴謹周詳，標志著說理散文體制的定型，從此專論體論文成為我國說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以文學的眼光審視出生于渦水岸邊的老子所撰寫的《道德經》， 它是以韻文的形式，用哲學理論，闡述治國理政而文理華富的散文詩，因而有學者認為它是 “詩體的哲學筆記，比起《論語》來，它是純粹、哲學的、簡約的、結構式的文字”。這必然涉及其內容形式上的特點。作為哲學著作的《道德經》，是先秦時最早的一部系統論述哲學與政治的專著。從諸子散文發展的進程看，它雖然仍屬于廣義的語錄體，但不同于記錄談話與議論的語錄體。《論語》是孔門師徒坐而論道的作品，是簡單的問答體，《墨子》體制近似于《論語》，也是問答體。以文體論，《道德經》其文簡樸，似《論語》，唯議論較多，且用韻語，可以說是《論語》的變格，是經過較為嚴格的加工潤飾，沒有人物對話和簡單的背景交代，具有文章的形式，作者不停留于一般的平鋪直敘論理言政，而是著意講求篇章結構之精，每章圍繞一個中心加以簡略論述，錘煉語言文字之美，顯示詩性的特征。而其韻語，有類于《詩經》中雅頌的詩體，但不是詩體；又類于楚辭的騷體，但不是騷體。說它是賦，和初期的賦篇究竟有分別。說它是古文，今又難找得到有這樣的文章。其實它就是詩騷賦的混合體，創制出獨特風格，是開拓性的哲學巨著。先秦諸子的思想，重在自由發揮，文體也不拘一格，然后見到百花齊放的妙處。

　　

　　老子之后的蒙城莊子與老子并稱，是先秦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被稱為寫出“一等戰國文字”的散文大師，魯迅先生說：“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在其所謂謬悠、荒唐與無端崖的卮言、重言與寓言中，包藏著極其尖銳有力的政論鋒芒，帶有濃郁的詩性浪漫主義色彩。而這種詩性浪漫主要是通過瑰麗奇特的想象、詭奇怪誕的構思、雄奇開闊的意境、變幻神奇的筆法、意趣橫生的語言展示的。它突破了寫作哲學散文以實證為基礎的邏輯推理的常規，大膽跨越了文學與哲學之間的界限，把文學上的浪漫主義的虛構、寓言中的指事類情與邏輯上的抽象推理三者融為一體，從而形成一種光怪陸離的虛像。奇妙的論證方法，使哲學論文破天荒出現一種寓哲理真諦于“荒謬詭誕”之中的特殊藝術風格。莊子之前，先秦諸子文一般都較拘謹。《論語》是儒家之經典，大談其“仁政德治”，說理明確。《墨子》以邏輯推理的方式來說理，重質實，賤文采，屬于科學家的寫作。《孟子》善辯，往往用日常所見所聞之事來由淺入深，一步一步地論理，寬厚弘博。《荀子》說理透辟，每所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渾厚取勝。莊子則完全打破了人們常見的那種作文體制和格局，超出了發揮哲理的限度，“無端而來，無端而去”，一任自己的思緒在天地萬物之中馳騁，真乃絕世奇文也。聞一多先生所說：“讀《莊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學的美。那思想與文學外形與本質的極端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圓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

　　

　　禹州呂不韋雖是大商人，然他召集游士賓客，匯總先秦諸子學說，編撰了26卷的《呂氏春秋》，體制龐大新穎，創造了新的構架體系，是我國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書籍，實為后世類書之祖，善于取譬設喻，盡管文筆平實，卻富有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學性。呂不韋的同鄉韓非，是荀子的弟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其《韓非子》可以說是秦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制的理論基礎，其文筆鋒犀利、剖析深刻、詞旨嚴峻，且善用寓言故事說明道理，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是成熟的說理文。

　　

　　上蔡李斯不僅是秦著名的政治家，在秦始皇統一六國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是文學家，其銘文蒼勁峭質，為后世碑銘之祖。他那篇奏議《諫逐客書》，議論縱橫，富有氣勢，詞藻瑰麗，華彩動人，既具有戰國后期縱橫家辭辯瀾翻之風，也有同學師友荀子韓非之文征事比物之富，實為漢賦之先聲。

　　

　　潁上管子曾佐齊桓公“九合諸候，一匡天下”。《管子》非管仲自著，出自于戰國后期“稷下學宮”中的“管子學派”之手，由于許多觀點采擷管子之言，故名。其內容博大精深，以道、法兩家思想為主， 融儒、兵、縱橫、農、陰陽諸家之長，在先秦諸子“襄為巨軼遠非他書所及”，是先秦時期獨成一家之言的最大一部雜家著作，是治國安邦的“天下奇書”。

　　

　　《管子》大部分是論說文，有一部分是記錄管子言行事跡的記敘文，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已具備了傳記文學的某些特征。其論說文結構緊密完整，表達方式多樣，筆法基本相同或相近于《孟子》等其他諸子文，是諸子散文的一種較為完備的論證模式。其句式變化，散韻兼用，近似于《論語》《道德經》。

　　

　　先秦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形成期，淮河流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爭奇斗艷，形成眾多學派，諸子散文，精彩紛呈，尤其是儒道兩家散文，大放異彩，成為后世散文的典范。從文學史的角度看，這是我國散文的第一個豐收季節，與淮域有著天然的聯系，發端于淮域，發展于淮域，繁榮于淮域，承載著淮河文化的實質和精神，儒道一并構成淮河文化的亮麗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