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壽縣安豐塘的孫叔敖紀念館。記者 程兆 攝

　　淮河邊的八公山風景區(qū)。記者 程兆 攝

　　淮河岸邊的正陽關鎮(zhèn)，別名“淮南古鎮(zhèn)”。記者 程兆 攝

　　中國哲學產(chǎn)生于春秋末期和戰(zhàn)國時期，先秦諸子及其哲學的出現(xiàn)標志著中國哲學的誕生。先秦諸子哲學可以說是中國哲學之根基，中國哲學的發(fā)展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對先秦諸子哲學尤其是其中的老莊哲學和孔孟荀哲學的繼承、闡釋和發(fā)揮。在中國哲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中，誕生并主要發(fā)展于淮河流域的道家哲學分別居于中國哲學之“根”的地位和在儒道互補中與儒家哲學共同居于主干地位，分別有著決定性影響和與儒家哲學“勢均力敵”的影響。

　　道家由春秋末期的老子所創(chuàng)立，老子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哲學家。道家哲學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戰(zhàn)國、秦漢、魏晉和道教化這四個時期。戰(zhàn)國時期，道家有莊學與黃老學兩大系統(tǒng)，前者堅守老子思想，為莊子所開創(chuàng)，后者對儒、墨諸家有所吸納，以《黃帝四經(jīng)》的作者、“《管子》四篇”的作者和鹖冠子為代表；秦漢時期，道家沿著戰(zhàn)國黃老學的方向而發(fā)展，以陸賈、賈誼、劉安為代表；魏晉時期，道家的發(fā)展分為正始玄學、竹林玄學、西晉玄學和東晉玄學四個階段，代表性人物有何晏、王弼、竹林七賢、郭象、張湛等。魏晉之后，道家與道教完全合流，不再以狹義的道家學派的面目出現(xiàn)并發(fā)展，或者說主要以道教的形式繼續(xù)發(fā)展。

　　在道家眾多的著名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老子、莊子、鹖冠子、劉安、何晏、王弼、嵇康等都生長于淮河流域。淮河之水不僅孕育了道家人物，也孕育了道家哲學。道家哲學以自然主義為其基本特征，并以此區(qū)別于儒家哲學的道德主義。

　　道家哲學是中國哲學之“根”

　　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中的地位，孫以楷先生早有定論，他認為道家哲學是中國哲學之根。我認為這個觀點更適合論述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產(chǎn)生時的地位。換言之，這個觀點是說道家哲學對于中國哲學的產(chǎn)生具有奠基地位，儒家、墨家、法家等哲學的產(chǎn)生都汲取了道家特別是老子哲學的精華作為給養(yǎng)，都與道家特別是老子哲學具有學脈聯(lián)系。

　　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產(chǎn)生時具有“根”的地位，就意味著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產(chǎn)生時具有決定性影響。這種決定性影響，可以從中國哲學剛誕生時的體系構成和特色上加以論述，也可以從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哲學產(chǎn)生時的具體情況加以分析。

　　老子以宇宙論為核心，建構了包括政治觀、人生觀、方法論、環(huán)境觀等在內的哲學體系。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由宇宙論推出政治、人生等思想的思維模式，老子由人生而政治的“內圣外王”之道，都被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建構哲學體系時所襲用；老子建構哲學時所使用的哲學范疇，比如道與德、無與有、陰與陽、物與器、禮與法、仁與義、忠與信、圣人與君子等，同樣也被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建構哲學體系時所襲用。可以說，中國哲學產(chǎn)生時的哲學框架、思維模式、概念范疇等都是由老子所確立的。

　　從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哲學產(chǎn)生時的具體情況來看，都受到道家的深刻影響，都在某些方面發(fā)揮著道家思想為自己所用。

　　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曾問學于老子，孟子、荀子的哲學既是繼承和發(fā)揮孔子哲學的產(chǎn)物，也有對道家哲學的吸收。孔子先后就禮、仁義和道等問題向老子求教，老子雖然不贊成其關于禮、仁義等想法，依然給其講了禮的真諦、仁義價值的相對性，講了得道的方法。孟子心性論以性善論著稱，這來自于老子的本性自然、本性善的思想，以及稷下道家的心性學說；孟子強調養(yǎng)氣，其氣的學說源于稷下道家的氣論。荀子的道論出自老子和莊子，荀子的氣論源自稷下道家和莊子，荀子強調認知狀態(tài)的“虛壹而靜”出自道家的“虛”“靜”學說；荀子以天為自然而主張?zhí)烊讼喾郑菍献幼匀恢焖枷氲陌l(fā)揮，甚至荀子的性惡論都受到莊子的“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的影響。

　　墨家的創(chuàng)始人墨子以天為最高存在，認為天有意志，人要“法天”，這是對老子“法天”“法道”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是將老子思想中“道”的至上性移植到“天”的身上；墨子的認識論是經(jīng)驗主義的，但是，受到老子重視經(jīng)驗的啟發(fā)；墨子主張“非攻”，反對戰(zhàn)爭，這明顯源于老子的反戰(zhàn)和對戰(zhàn)爭的控訴；墨子講“兼愛”，是對老子“慈”和“救人”思想的提升。

　　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和韓非，商鞅的《商君書》是法家代表作之一。法家最重要的主張是“法治”，而道家反對法治，提倡“道治”，也即以道治天下，但是，法家強調“法”的客觀性、至上性，是對道家關于道的特質的借用，法家反對“人治”、反對仁義之治出自道家。韓非和道家的關系更為密切，他像老子那樣探討天地自然，按照道家的道本原論討論宇宙萬物的來源；他還把道的無為引入到法治之中，化為駕馭臣民的技巧。

　　兵家最早的著作是孫武的《孫子兵法》。孫武像老子一樣強調“道”，把老子思想中道之無形、無聲、無從感知發(fā)展為用兵的無形、無聲、不可捉摸，把老子所反對的“前識”，也即認識的先驗性，改造為具有正面意義的“先知”，也即預先認識事物；孫武像老子一樣也看到戰(zhàn)爭的危害性，因此而提倡“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此外，孫武還像老子一樣具有辯證思維，并將之運用于戰(zhàn)爭。

　　道家與儒家共同構成中國哲學發(fā)展的“主干”

　　關于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中的地位，周玉燕先生和吳德勤先生曾從文化的層面加以討論，認為道家思想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主干地位。由于哲學是文化中最核心的東西，這意味他們實際上也認為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中具有主干地位。陳鼓應先生受他們啟發(fā)，明確提出這個觀點。更多的學者認為，道家哲學和儒家哲學以互補的方式共同占據(jù)中國哲學中的主干地位。在我看來，這個觀點更為合理，更符合事實，而且這個觀點只適合論述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發(fā)展中的地位。

　　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發(fā)展中同儒家哲學共同占據(jù)主干地位，就意味著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發(fā)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響，這種影響表現(xiàn)在道家哲學與儒家哲學的“勢均力敵”，以及道家哲學對儒家哲學發(fā)展變化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國哲學發(fā)端于先秦諸子及其哲學。在先秦諸子所建構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哲學中，道家和儒家哲學不僅在當時影響最大，勢均力敵，而且對后世的中國哲學的發(fā)展也影響最大，勢均力敵。還有，在先秦諸子哲學中，只有道家和儒家的哲學在秦漢以后一直綿延不絕，不斷地發(fā)展壯大，墨家、法家、兵家的哲學幾成“絕學”。

　　兩漢時期，雖然儒家為統(tǒng)治者所重視，出現(xiàn)了董仲舒、揚雄等儒學名家，但是，也出現(xiàn)了劉安、張道陵等著名道家和道教人物。而且，漢代的儒道兩家哲學都極力吸取對方的精華。比如董仲舒的天論就是對道家道論和墨家天志的綜合和改造，董仲舒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思想來自于道家；劉安主編《淮南子》時立足于道家，又“兼儒墨”，力求“采儒墨之善”。至于王充，由于其融匯儒道，又沒有明顯偏倚，很難輕易判定其屬于儒家還是道家。

　　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具有融合儒道的特色。玄學家們援儒入道，總體上通過對《老子》《莊子》《周易》等儒道經(jīng)典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而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致力于解決自然與名教的關系問題，從而形成繼老莊道家、黃老道家之后的新道家。有的學者因為魏晉玄學儒道融合的特色，甚至認為其屬于新儒家。隋唐時期，儒佛道三教盛行，儒家有韓愈、柳宗元等著名人物，道家則有成玄英、陸希聲等著名人物。宋明理學雖是中國儒學史上新的高峰，但是，理學家在思維方式、宇宙論、工夫論等方面皆吸取了道家哲學的精華。他們的宇宙論（理本論、氣本論、心本論）、“主靜”論、心性論等等是對道家道本論和“守靜”“心齋”“坐忘”等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清代儒學中大家不多，王夫之、方以智等最為著名。王夫之的理氣觀、道器觀等都吸收了道家思想；方以智會通三教建構其哲學思想，對道家多有吸納，其《藥地炮莊》更是解讀《莊子》的著作。

　　由以上可知，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產(chǎn)生時居于中國哲學之“根”的地位，對中國哲學的產(chǎn)生有決定性影響；在中國哲學的發(fā)展中與儒家哲學共同居于主干地位，對中國哲學的發(fā)展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響，且這種影響與儒家哲學的影響“勢均力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