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在深圳10多年的時候,我和大哥說:不知躍勝在那怎樣了?我倆去看看吧。 到了深圳,三弟一下把我倆拉到一個大飯店。我們心想:三弟混得不錯嘛。誰知一進去,飯店里鬧哄哄的,好幾十桌,好幾百人。 三弟把我和大哥一人塞到一張飯桌上,笑著對邊上的人說:我大哥,我二哥,請關照。他自己則跑到另一張桌子上。我們人生地不熟的,只好埋頭苦吃。 回到住處,我們問他:你在這里究竟搞什么啊? 他說,當“會蟲”。你們看到了,今天又有一家企業開招商會。這里每天都有十幾個會,我有記者證,可以去拍照、吃飯。像我這樣的“會蟲”,深圳不說有一百,也有七八十。 三弟一生,未享受到父愛。他3歲時,父親就因病去世。家里太窮了,母親和大哥到城里做工,我就帶著七八歲的三弟在家過日子。 那是什么樣的日子啊!我倆很少能吃干飯。通常是我每天燒一大鍋稀飯,中午一人吃兩碗,傍晚放學時,一人再吃兩碗。也沒有菜,就是蘿卜纓子。 后來,母親讓我到城里當學徒,三弟先是跟祖母生活一陣子,后來也到了城里。一天,他忽然跑到工廠找到我,說:二哥,我不想念書了,我想找工作。 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先要吃飽肚子再說。我們兄弟,都是十四五歲就工作了。 后來,我調到一家報社。報社處理幾部舊照相機,我花70元(當時兩個月的工資)買了一架捷克120雙鏡頭相機。一天早晨,三弟正在炸油條,我端起相機對著他“喀嚓”一下,之后給了他一張照片。他很開心,從此愛上了攝影,刻苦學習相關技能,還因此調到了照相館。他在照相館專門拍人像,6年中大約拍了9萬人的標準頭像。 1979年,三弟從照相館調到了文化館,拍舞臺演出,拍群眾文化,還舉辦過攝影培訓班。 1989年,三弟又調到一家報社,也因此有了一個記者證。但不想后來報紙停刊,三弟就到了深圳。他兩手空空,只帶了他的500幅攝影作品,深圳攝影界很快就認可了他。 20年中,也有幾家單位看中了他的攝影水平,但什么頭銜都是虛的,還得靠他自己創收。 疫情期間,深圳再沒有熱鬧的會議,“會蟲”們的肚子都癟了。三弟沒有收入,連房租也交不起。 在我的勸說下,三弟終于回歸故里,只是像是變了一個人,不與任何人聯系。他七八歲時,我管他吃飯;現在七八十歲了,吃飯問題還是我來管。 按說三弟可以安度晚年了,但他的身體每況愈下。一次,他打電話告訴我,他在外面摔倒了,打了110,是警察把他送回家的。再后來他又一次摔倒,手機摔在身旁不遠的地方,他卻再也不能打110了! 我給他找墓地時,老伴說:不要另找。就把他和父母葬在一起,讓他回到父母的懷抱,也讓他陪伴父母。 生前,三弟對我說,他那個大包里,裝著很多碟片和U盤,里面是他這些年拍的10萬張攝影作品;沖洗出來的,也有1萬多張。 那個包太重太沉,足足有50公斤! 三弟的攝影作品令我對他刮目相看!比如,他拍馬云,他在馬云下塌的五洲賓館追蹤了四五年,拍了幾百張照片,精選了20幅面部特寫,做成了《馬云臉譜》;他拍董卿的《候場》,拍得很唯美,下面有一行小字:距她一米遠,如果用閃光燈,就錯了;他拍法國名模,一行小字說:她的鼻子很有特點,對吧?長期一個人孤獨久了,他是在自言自語嗎? 我當即決定:下半年,一定要給三弟辦一個攝影展! 現在,我沉浸在對三弟攝影作品的整理中,能為他做點事,這才稍稍釋懷。 三弟在生活上有些懶散,但他對攝影卻非常執著而又勤奮。他的作品題材廣泛而又獨特,這個影展一定會吸引很多觀眾。 三弟,活得太累了;現在,跟爸媽一起,好好休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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