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小說的失望，恰如我對生活不可預測的沮喪。之所以失望于小說，源于當下生活與我過往生活經驗的背道而馳和道德判斷的迷茫，而作為小說家，尤其現實主義作家面對紛紜繁雜生活所表現出的捉襟見肘，無力表達的窘境。堅持有難度的寫作，已成為今天所謂純文學寫作的現實際遇，荒誕不經的生活，使得虛構小說顯得孱弱無力，當生活本身的精彩與荒誕遠遠大于小說時，任何現實主義的描寫都會顯得乏味拙劣。故而，這些年來，曾經以小說寫作為主業的我，幾乎已不讀小說，也不再寫小說了。然而，王自治的一部中篇小說集《樓家兩姐妹》偏偏擺在了面前，作為文友，他讓我為他的小說集寫幾句話，我爽快地答應了。

　　

　　王自治的寫作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那是文學的黃金年代。王自治是阜陽最早在《安徽文學》等刊物發表小說的那一撥作家中的一員，他當過工人，90年代初，他去經商，后來做了法律工作者，便遠離了寫作。之后，他回到縣文化館做副館長，又點燃起他創作的欲望，再作馮婦，拾起小說寫作的行當。當工人、經商、當辯護人，打官司，一肚子的故事，豐厚的生活積累與沉淀顯然是一個小說家必備的財富。況且，作為文革前老三屆的王自治，青年時代即受到蘇聯文學的浸淫、熏陶，對一整套現實主義寫法爛熟于心、駕輕就熟，他是體驗派寫生活、吃故事的現實主義作家。面對當下光怪陸離的生活，虛構與想象已小于生活本身，讀者吃故事的能力已被各類電視劇吊起胃口，再荒誕不經的故事已難打到讀者的麻骨。惟有回歸生活本身，老老實實、一絲不茍地寫生活，將細碎的生活細針密線地連綴成一個個人的故事，讓一個個生動的鮮活人物站在讀者面前，與讀者共融、交流，讓人從平庸的生活中咂摸出滋味，這是最考驗作家的耐力與敘述技巧的。

　　

　　短篇小說是生活的橫斷面，那么中篇小說就是人生的一個片段，它要求有短篇的精粹，又要有長篇小說的雍容、雄闊的含量，更要有相當的思想開掘的深度與考量。小說是以寫人、寫生活為主旨的，但又不是單純地描摹生活而已，它就像一壇窖藏的老酒，散發著生活的濃醇情味。如此，讀者便從《窖藏的金種子》看到一個個人物命運的起伏跌宕，廠長葛大力的傲慢、多舛，葉慧的盤算、糾葛，以及他們后輩人物命運的流轉。尤其葉慧面對正在服刑的丈夫葛大力婚外生子上門，其子又有艾滋病嫌疑的蹊蹺，她由決計離婚到無奈的接納，一個軟塌塌的包袱，其中悲酸讓人哭笑不得；《出奇制勝》寫了一個官司故事，其出奇之處隱含了一個局中局的故事，每個人的人生幾乎就是一個個環環相扣的官司；《商人二別子》全然一個市井小說，寫了一個小地方商人狡詐而荒唐的故事。……這些小說一一舒曼地展開，其中顯然有作家自身生活折射的投影，深深打上阜陽地域生活的烙印。更值得一說的是，這本集子8部中篇寫了8個女性，形貌品性各異，各有神采，各有故事，可說是淮北女人的風采卷軸。

　　

　　寫自己熟悉的生活，是一種常態；寫自己陌生的故事，或者讓自己熟悉的生活得到一種陌生化的處理，以達到一種離間的藝術效果。王自治的小說就有著一種讓讀者既熟悉又陌生的疏離之感。這些年來，或許是電視劇的影響，培養了讀者自覺不自覺的對離奇感官的追求。電視劇多聚焦成功者精致生活的展現，或用一種新異的極限狀態的呈現，表達一種影像視覺上精致的膚淺與刺激，而小說卻要深入人心，將小說人物內里深處的皺褶翻給人看，以讓讀者獲得一種更深層次的超感性審美感受。這也就是人性的塑造。魯迅先生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王自治的小說多寫阜陽故事，描繪出一幀幀阜陽地域生活的風俗畫卷，他專注于描寫身邊小人物的悲歡，他小說的妙處在于使小人物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而非含混的大眾，他小說的故事走向顯出人物命運的智商，故事的內核有重量，絕不為博眼球，隨便經營一個個淺薄的噱頭。正如評論家施戰軍在評價小說時所說，一部小說的文學品質就是要凸顯“隱秘的人文向度和小說家的專業精神”。當然，這樣說，并不是指王自治小說已達到了某種專業高度，而是說他小說對生活細節的專注已具有小說家的專業精神。木心說：“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講的就是一種寫作的專業精神，王自治的小說恰恰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將故事說圓滿了，將人物塑造活了。我想，這正是他小說的魅力所在，也是一個小說家應有的品質。